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一九六七年购买缅甸大米的议定书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4:21:14 浏览:8981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一九六七年购买缅甸大米的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一九六七年购买缅甸大米的议定书
（签订日期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为了继续增进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关系，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购买，缅甸联邦政府同意出售一九六七年所产的大米八万长吨，其中雅净缅甸１５％六万长吨，依玛达缅甸１５％二万长吨。
第二条 本议定书第一条所规定雅净缅甸１５％的价格定为缅甸港口离岸价格（Ｆ．Ｏ．Ｂ）每长吨（净重）五十二英镑，依玛达缅甸１５％的价格定为缅甸港口离岸价（Ｆ．Ｏ．Ｂ）每长吨（净重）五十二英镑十先令。
第三条 本议定书第一条所规定的一九六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缅甸联邦政府购买的八万长吨大米的价款的支付，将根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述双方签订之大米出售合同之规定办理。
第四条 本议定书第一条所规定的一九六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缅甸联邦政府购买的八万长吨大米，由缅甸港口装运，分月运大米的数量将由上述双方执行机构商定。
第五条 本议定书的执行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是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缅甸联邦政府方面是缅玛出进口公司。
第六条 本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议定书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仰光签字共两份，每份都用英文、中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缅甸联邦政府
全 权 代 表 全权代表
耿 飚 山 温
（签字） （签字）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提要】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已作出不尽相同的法律规定；这种规定既不同于理论学者所阐述的警察作证制度，也不同于实务界所指向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出庭内容，系属一种独立的诉讼制度，即应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警察出庭制度。如何规制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适用，笔者认为，警察出庭作证应受到普通证人证言规则的约束；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则不同于警察证人，其出庭并非要证明侦查行为的内容，而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其应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有其独特的启动适用限制、范围、程序之规定。
警察出庭作证，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大热点问题，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内容之一。无论是理论学者，或者实务部门人员，从学理论证、实践需要等不同层方面加以阐述说理，积极吁呼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规定成一项刑事诉讼制度。2012年修正的刑诉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终于对上述制度有个较为肯定的结论，该制度似乎不应再成为一大问题，但是仔细研读，新刑诉法对该项制度的规定仍有不详尽明确之处，亟待进一步明确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具体规定。
一、同一出庭，不同内容：警察出庭作证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区别
对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两种情形，在新刑诉法未修正之前，有关理论学者、实务人士都将此列为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内容对待。这种认识，主是因为：上述两种情形都要需要有关警察人员出庭说明其经历、经手相关案件的工作情况，没有必要作出实质性的区别分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高三部规定”）都将上述两种情形统一规定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
对上述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不同规定，尽管都可将其笼统列入警察出庭制度范畴，在这一制度属性上，理论学说是达成共识的，但却不能将上述两种情形混为一体，究其因，在于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实质意义。第一，编列体制不相同。前者作为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法庭调查过程中一种的必经程序，而后者是作为证据审查的范围，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法庭调查程序，具有庭审调查前置性质；第二，出庭依据不相同。前者适用的是证人作证义务，而后者适用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三，出庭目的不相同。前者是为了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加以证明，而后者是为了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第四，出庭性质不相同。前者是为了证明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是一种直接证据，而后者是为了补强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而作出的情况说明，不属于直接证据的一种；第五，法律后果不相同。前者是否出庭及作证情况只关乎有关定罪量刑的事实是否成立，而后者是否出庭及说明情况只关乎有关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是否被法庭采纳。
虽然在新刑诉法之前，“两高三部规定”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情形也称之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但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不能简单等同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尽管两者有着一些相同之处，但两者毕竟有着质的差异，从而导致在出庭程序、出庭证明、内容审查等规范化要求不相同。因此新刑诉法修正后，应当有司法解释予以不同的具体明确规定。
二、不同出庭，统一名称：警察出庭制度
在新刑诉法之前，理论学者一般称谓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有关的司法解释还是通知、指导意见中亦均将之称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否能涵盖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作证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即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称谓是否得当。
上述问题的提出似乎显得一些唐突。理论学者一般依照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说法，一般称为警察出庭作证，而实务部门主要是根据“两高三部规定”，称之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对警察出庭作证还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称谓，新刑诉法未正式给予明确的说法，只是在诉讼程序的不同阶段而作出的警察出庭作证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说法与做法。对此，笔者认为，新刑诉法之所以如此称谓，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
首先，有必要仔细区分侦查人员与警察这两类人员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之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人民警察就是负有前述职责的专门人员，其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该法第六条规定了，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具有十四项职责 。警察执行职务行为，并非仅为侦查活动的一种。而侦查人员，是指负有侦查职责的专门人员。新刑诉法第十八条规定，侦查人员一般为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部门人员，以及负有侦查职责的反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局、渎职侦查局的侦查部门人员。虽侦查部门的名称及具体职责不尽完全相同，但因依法行使侦查权所具备的法律依据和概括规范性要求大致相同，因而在本文论述到侦查人员时，不再细分，统一归列为侦查人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是指法定的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为了收集犯罪证据、缉捕犯罪嫌疑人、揭露和证实犯罪而依法实施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从种属关系上讲，侦查人员与警察并非是同一概念，侦查人员系属于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的一种特殊专业人员。因此，侦查人员不能完全等同于警察，其应既遵守警察的一般规定，更要恪守其从事专业活动的特殊性规定。
其次，从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制度上讲，侦查人员出庭与警察出庭的目的不是完全一致。新刑诉明确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二是警察出庭作证。这两种出庭形式、内容，新刑诉法有着不同意义的规定。新刑诉法在第一编的第五章证据部分中，第57条第二款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作出明确的规定 ；而在第三编第二章第一审程序的第一节公诉案件部分中，第187条第二款对人民警察出庭作证则作出“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
事实上，理论学者一直在呼吁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也列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两高三部规定”也是认可此类观点并明确此类做法，“两高三部规定”是在审判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充分调研后，共同作出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的规定，目的在于通过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出庭方式接受质询，从而解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质疑问题。但是修正后的新刑诉法并未明文表示支持该种认识、做法。应当说，新刑诉法的修正，并非漠视理论学者的观点，也不是忽视“两高三部规定”的意旨，仅在于考量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并不同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应有其独特的规制内容。笔者认为，新刑诉法的这种修正并不是一种退步，而是一种更符合诉讼程序要求的规范，更进一步澄清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身份。
鉴于新刑诉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警察出庭作证，是有质的差异，无法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或者警察出庭作证这一称谓来涵盖，对此笔者建议，可将上述两种情况统一称为警察出庭制度，既涵盖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两种不同的规定，又便于梳理区别上述两种出庭情况，避免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是否成为证人的模糊认识 。
三、同一出庭，不同规制
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作为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制度，有了立法依据，但对具体适用却未有进一步的规范性要求；随着新刑诉法实施日期的迫近，警察出庭作证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如何规制及正确适用上述规定，亟待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完善。
（一）警察出庭作证
目前，新刑诉法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出庭作证，即出庭作证的内容仅为警察在其执行职务行为过程中所目击的犯罪情况，并非仅简单理解为警察作为侦查人员身份时所经历的全部侦查行为情况。进而言之，此时警察出庭作证的内容，是关于其作为证人身份所作的陈述而成为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未涉及证据本身所要求的合法性。
据此规定，可以说，警察作证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讲与一般的目击证人作证并无两样，只不过出庭作证的警察身份具有特殊性而已。因此，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接受法庭调查的询问、交叉询问，并受到普通证人证言规则的约束。
（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依照新刑诉法第57条之规定，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仅指向其参与侦查活动过程中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必要说明，并非出庭作证其证据收集情况，即其出庭说明情况，并非要证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而是要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针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能否将其作为警察出庭作证一样看待？即是否继续沿用“两高三部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一制度性要求。
笔者认为，鉴于上述论及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与警察出庭作证具有质的差异，因此在对待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时，不应将其与警察出庭作证同等对待。伸而言之，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接受法庭对其所作的证言进行询问、交叉询问，以求得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进行审查。但是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并不是要接受法庭对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而是辅助证明其从事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审查，是对侦查人员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实施的扣押、冻结、搜查、勘验、检查、询问和讯问等侦查行为的程序性事实 的审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法庭上接受质证时并非是要证明侦查行为的内容，仅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据此，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接受法庭质询时，只能围绕有关侦查人员陈述其执行侦查行为过程中所实施的具体情况而展开，也就是说，有关侦查人员说明情况仅为其实施的扣押、冻结、搜查、勘验、检查、询问和讯问等相关的程序性事实，不能以其陈述代替侦查行为所指向的具体内容。
由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与警察出庭作证有着质的区别，因此在法庭接受质询时，与警察作为证人作证时不应相同，即一般证人作证时可由控辩双方直接交叉询问，从而达到查明证人陈述事实的真实性，而侦查人员在出庭接受询问时，目的在于解决因相关侦查工作笔录记载不清或者理解歧义带来的争议，消除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疑虑，其本质是为了支持公诉人的控诉或者满足辩护方的质询需要，其不是诉讼参与人，因此应当先由侦查人员直接就需要说明的情况进行陈述，再由控辩双方分别进行询问，而不应由控辩双方直接进行交叉询问或者对质。
此外，若侦查人员在出庭说明情况时，陈述内容超出其当时侦查行为情况时，法庭能否直接将其陈述内容作为一种证据使用？有关理论学者、立法部门并未作出较为明确的意见。对此，笔者认为，法庭不应且不宜将上述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直接作为一种证据使用，理由为，第一，我国刑诉法关未将上述情况规定为证据的一种，直接作为证据对待缺乏法律依据；第二，新刑诉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也仅是将作为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一种程序性要求的辅助审查，将上述情况直接列为证据对待，可能越俎代庖，超越我国刑事诉讼案件的分工负责机制，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的法律规定 ；法庭审查证据将沦为法庭收集证据，失去法庭调查的固有功能。笔者认为，若遇到上述情况，基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在于控方，法庭应当慎重对待，采取延期审理，并建议公诉机关对上述庭审出现的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核查。
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具有法律依据，但并不是所有案件都要需要，也不是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一提出就需要，据此应当也有必要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设置适用条件。
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10年第 30 号）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已由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0年10月27日通过，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0年11月27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2010年月11月30日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
（2010年10月27日长沙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2010年11月27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继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发挥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长沙铜官窑遗址，是指位于长沙市望城县境内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制瓷及相关遗址。
第三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应当贯彻国家文物工作方针，坚持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确保长沙铜官窑遗址及其历史风貌的真实性、完整性。
第四条 长沙市人民政府对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望城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本条例。
长沙市人民政府、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列入本市、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长沙铜官窑遗址所在地的镇人民政府应当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遗址的保护工作。
第五条 文物管理部门对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公安、规划、建设、国土、旅游、环保、工商行政、知识产权等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工作。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负责遗址的日常保护和管理工作，文物等相关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委托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行使与遗址保护有关的行政管理职权。
第六条 长沙市人民政府、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鼓励国内外社会力量捐助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事业。捐助资金应当用于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及文物征集，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和捐助人的监督。
第七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遗址的保护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义务，有权劝阻和检举破坏长沙铜官窑遗址的行为。
第二章 规划保护
第八条 长沙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纳入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由望城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
第九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根据保护总体规划及时组织编制专项保护方案，专项保护方案经望城县人民政府同意后，报长沙市人民政府审批。依法需经上级相关部门批准的，应当按法定程序报批。
专项保护方案应当纳入城乡建设详细规划。
第十条 编制、修订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及遗址专项保护方案，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变更已经批准的保护总体规划及专项保护方案。保护总体规划及专项保护方案如需调整或者变更，应当按原批准程序报批。
第十二条 文物、规划、建设、国土等管理部门应当按照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及专项保护方案，加强对与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有关的建设项目的审查、监督和对违法建设的查处。
第三章分层次保护
第十三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应当按照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实行分层次保护。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包括两个区域：（一）北至觉华山脚；南至原有水陆分界线；西至宝塔洲东岸；东沿长坡和邱家嘴村自然道路为界；（二）北至金家坡山脚；南至土地坡边界；西至金家坡小路；东沿郭家岭小路。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外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北至觉华山北麓和大坡；南至麻潭山山脚处水田田埂；西至湘江岸边（包括宝塔洲）；东至黄板塘、王家塘和圣公岭自然边界。
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具体界线以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为准。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界线根据考古发现或者研究成果需要进行调整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报批。
第十四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下列历史文化遗产属于保护对象：
（一）窑址、作坊遗迹及其他反映当时瓷器生产、销售活动的不可移动文物；
（二）瓷器、制瓷工具、窑具及其残片等埋藏或者馆藏的可移动文物；
（三）遗址的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
（四）其他需要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
与长沙铜官窑制瓷相关的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予以保护。
第十五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在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立保护标志和界桩，并保持其完好。
第十六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非法采集文物；
（二）在文物或者保护设施上涂污、刻画、张贴、攀登；
（三）存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等危害遗址安全的物品；
（四）擅自移动、拆除、损坏保护标志、界桩和其他文物保护设施；
（五）违规倾倒、堆放垃圾或者排放污水；
（六）违规采沙、采石、取土、打井、挖建沟渠池塘、深翻土地等改变地形地貌的行为；
（七）狩猎、破坏植被或者违规砍伐林木；
（八）在未开放的区域内参观；
（九）在禁止拍摄的区域或者对禁止拍照的文物进行拍照、拍摄；
（十）其他有损于遗址保护的行为。
第十七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无关的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依法履行报批手续。
第十八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符合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不得破坏长沙铜官窑遗址历史风貌。编制工程设计方案应当组织文物专家论证，并征求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的意见。
第十九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葬坟、修墓（含立碑）、毁林开荒；不得建设危害文物安全、破坏遗址历史风貌或者污染遗址及其环境的设施。
对已有的危害文物安全、破坏遗址历史风貌或者污染遗址及其环境的建（构）筑物和设施，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责令限期整治或者迁出。
第二十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新批宅基地。
对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内原有村民应当按照保护总体规划逐步迁出。长沙铜官窑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原有村民住宅不符合保护总体规划的，应当按照保护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改造或者整治，并逐步调整至与长沙铜官窑遗址环境风貌相协调。
按照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迁出村民、组织改造或者整治村民住宅的，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补偿、补助。
第二十一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水利水系、植被、山体等环境地貌现状不得随意改变。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对遗址及其地形地貌定期进行监测，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存档，发现险情，应当及时报告，并采取抢救措施。
第二十二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文物档案管理制度，加强文物信息的收集和整理。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自然损坏的设施，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第二十三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或其他相关部门。
依照前款规定发现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哄抢、私分、藏匿、损毁。
第二十四条 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长沙铜官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长沙铜官窑传统制瓷工艺传承人制度，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对长沙铜官窑传统制瓷工艺进行挖掘、整理，支持教育、研究机构培养相关专业人才以及名老艺人传徒授艺。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长沙铜官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第四章 考古工作与展示利用
第二十五条 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对长沙铜官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应当会同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制定发掘计划，并依法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十六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文物标本采集的，应当征求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的意见，并依法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十七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项目，应当事先进行考古勘探。
发现重要遗迹的，应当实施原址保护；建设项目影响遗迹原址保护的，应当另行选址。
第二十八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开展长沙铜官窑流散文物的征集、收藏工作。
对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向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指定收藏。
第二十九条 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设长沙铜官窑遗址博物馆和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示长沙铜官窑遗址历史文化。
第三十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从事旅游或者其他经营活动，应当符合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并遵守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相关行政机关、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工作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和专项保护方案实施遗址保护的；
（二）在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违规批准宅基地的；
（三）违规批准改变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水利、水系、植被、山体等环境地貌现状的；
（四）违规批准从事旅游或者其他经营活动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涂污、刻划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由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或者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征求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意见的，由市文物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扰乱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经营管理秩序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给予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相关法律、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警察出庭作证，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大热点问题，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内容之一。无论是理论学者，或者实务部门人员，从学理论证、实践需要等不同层方面加以阐述说理，积极吁呼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规定成一项刑事诉讼制度。2012年修正的刑诉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终于对上述制度有个较为肯定的结论，该制度似乎不应再成为一大问题，但是仔细研读，新刑诉法对该项制度的规定仍有不详尽明确之处，亟待进一步明确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具体规定。
一、同一出庭，不同内容：警察出庭作证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区别
对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两种情形，在新刑诉法未修正之前，有关理论学者、实务人士都将此列为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内容对待。这种认识，主是因为：上述两种情形都要需要有关警察人员出庭说明其经历、经手相关案件的工作情况，没有必要作出实质性的区别分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高三部规定”）都将上述两种情形统一规定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
对上述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不同规定，尽管都可将其笼统列入警察出庭制度范畴，在这一制度属性上，理论学说是达成共识的，但却不能将上述两种情形混为一体，究其因，在于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实质意义。第一，编列体制不相同。前者作为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法庭调查过程中一种的必经程序，而后者是作为证据审查的范围，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法庭调查程序，具有庭审调查前置性质；第二，出庭依据不相同。前者适用的是证人作证义务，而后者适用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三，出庭目的不相同。前者是为了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加以证明，而后者是为了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第四，出庭性质不相同。前者是为了证明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是一种直接证据，而后者是为了补强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而作出的情况说明，不属于直接证据的一种；第五，法律后果不相同。前者是否出庭及作证情况只关乎有关定罪量刑的事实是否成立，而后者是否出庭及说明情况只关乎有关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是否被法庭采纳。
虽然在新刑诉法之前，“两高三部规定”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情形也称之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但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不能简单等同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尽管两者有着一些相同之处，但两者毕竟有着质的差异，从而导致在出庭程序、出庭证明、内容审查等规范化要求不相同。因此新刑诉法修正后，应当有司法解释予以不同的具体明确规定。
二、不同出庭，统一名称：警察出庭制度
在新刑诉法之前，理论学者一般称谓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有关的司法解释还是通知、指导意见中亦均将之称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否能涵盖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作证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即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称谓是否得当。
上述问题的提出似乎显得一些唐突。理论学者一般依照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说法，一般称为警察出庭作证，而实务部门主要是根据“两高三部规定”，称之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对警察出庭作证还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称谓，新刑诉法未正式给予明确的说法，只是在诉讼程序的不同阶段而作出的警察出庭作证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说法与做法。对此，笔者认为，新刑诉法之所以如此称谓，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
首先，有必要仔细区分侦查人员与警察这两类人员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之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人民警察就是负有前述职责的专门人员，其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该法第六条规定了，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具有十四项职责 。警察执行职务行为，并非仅为侦查活动的一种。而侦查人员，是指负有侦查职责的专门人员。新刑诉法第十八条规定，侦查人员一般为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部门人员，以及负有侦查职责的反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局、渎职侦查局的侦查部门人员。虽侦查部门的名称及具体职责不尽完全相同，但因依法行使侦查权所具备的法律依据和概括规范性要求大致相同，因而在本文论述到侦查人员时，不再细分，统一归列为侦查人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是指法定的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为了收集犯罪证据、缉捕犯罪嫌疑人、揭露和证实犯罪而依法实施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从种属关系上讲，侦查人员与警察并非是同一概念，侦查人员系属于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的一种特殊专业人员。因此，侦查人员不能完全等同于警察，其应既遵守警察的一般规定，更要恪守其从事专业活动的特殊性规定。
其次，从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制度上讲，侦查人员出庭与警察出庭的目的不是完全一致。新刑诉明确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二是警察出庭作证。这两种出庭形式、内容，新刑诉法有着不同意义的规定。新刑诉法在第一编的第五章证据部分中，第57条第二款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作出明确的规定 ；而在第三编第二章第一审程序的第一节公诉案件部分中，第187条第二款对人民警察出庭作证则作出“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
事实上，理论学者一直在呼吁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也列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两高三部规定”也是认可此类观点并明确此类做法，“两高三部规定”是在审判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充分调研后，共同作出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的规定，目的在于通过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出庭方式接受质询，从而解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质疑问题。但是修正后的新刑诉法并未明文表示支持该种认识、做法。应当说，新刑诉法的修正，并非漠视理论学者的观点，也不是忽视“两高三部规定”的意旨，仅在于考量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并不同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应有其独特的规制内容。笔者认为，新刑诉法的这种修正并不是一种退步，而是一种更符合诉讼程序要求的规范，更进一步澄清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身份。
鉴于新刑诉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警察出庭作证，是有质的差异，无法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或者警察出庭作证这一称谓来涵盖，对此笔者建议，可将上述两种情况统一称为警察出庭制度，既涵盖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两种不同的规定，又便于梳理区别上述两种出庭情况，避免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是否成为证人的模糊认识 。
三、同一出庭，不同规制
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作为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制度，有了立法依据，但对具体适用却未有进一步的规范性要求；随着新刑诉法实施日期的迫近，警察出庭作证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如何规制及正确适用上述规定，亟待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完善。
（一）警察出庭作证
目前，新刑诉法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出庭作证，即出庭作证的内容仅为警察在其执行职务行为过程中所目击的犯罪情况，并非仅简单理解为警察作为侦查人员身份时所经历的全部侦查行为情况。进而言之，此时警察出庭作证的内容，是关于其作为证人身份所作的陈述而成为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未涉及证据本身所要求的合法性。
据此规定，可以说，警察作证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讲与一般的目击证人作证并无两样，只不过出庭作证的警察身份具有特殊性而已。因此，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接受法庭调查的询问、交叉询问，并受到普通证人证言规则的约束。
（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依照新刑诉法第57条之规定，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仅指向其参与侦查活动过程中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必要说明，并非出庭作证其证据收集情况，即其出庭说明情况，并非要证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而是要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针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能否将其作为警察出庭作证一样看待？即是否继续沿用“两高三部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一制度性要求。
笔者认为，鉴于上述论及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与警察出庭作证具有质的差异，因此在对待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时，不应将其与警察出庭作证同等对待。伸而言之，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接受法庭对其所作的证言进行询问、交叉询问，以求得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进行审查。但是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并不是要接受法庭对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而是辅助证明其从事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审查，是对侦查人员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实施的扣押、冻结、搜查、勘验、检查、询问和讯问等侦查行为的程序性事实 的审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法庭上接受质证时并非是要证明侦查行为的内容，仅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据此，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接受法庭质询时，只能围绕有关侦查人员陈述其执行侦查行为过程中所实施的具体情况而展开，也就是说，有关侦查人员说明情况仅为其实施的扣押、冻结、搜查、勘验、检查、询问和讯问等相关的程序性事实，不能以其陈述代替侦查行为所指向的具体内容。
由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与警察出庭作证有着质的区别，因此在法庭接受质询时，与警察作为证人作证时不应相同，即一般证人作证时可由控辩双方直接交叉询问，从而达到查明证人陈述事实的真实性，而侦查人员在出庭接受询问时，目的在于解决因相关侦查工作笔录记载不清或者理解歧义带来的争议，消除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疑虑，其本质是为了支持公诉人的控诉或者满足辩护方的质询需要，其不是诉讼参与人，因此应当先由侦查人员直接就需要说明的情况进行陈述，再由控辩双方分别进行询问，而不应由控辩双方直接进行交叉询问或者对质。
此外，若侦查人员在出庭说明情况时，陈述内容超出其当时侦查行为情况时，法庭能否直接将其陈述内容作为一种证据使用？有关理论学者、立法部门并未作出较为明确的意见。对此，笔者认为，法庭不应且不宜将上述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直接作为一种证据使用，理由为，第一，我国刑诉法关未将上述情况规定为证据的一种，直接作为证据对待缺乏法律依据；第二，新刑诉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也仅是将作为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一种程序性要求的辅助审查，将上述情况直接列为证据对待，可能越俎代庖，超越我国刑事诉讼案件的分工负责机制，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的法律规定 ；法庭审查证据将沦为法庭收集证据，失去法庭调查的固有功能。笔者认为，若遇到上述情况，基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在于控方，法庭应当慎重对待，采取延期审理，并建议公诉机关对上述庭审出现的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核查。
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具有法律依据，但并不是所有案件都要需要，也不是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一提出就需要，据此应当也有必要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设置适用条件。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10年第 30 号）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已由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0年10月27日通过，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0年11月27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2010年月11月30日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
（2010年10月27日长沙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2010年11月27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继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发挥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长沙铜官窑遗址，是指位于长沙市望城县境内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制瓷及相关遗址。
第三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应当贯彻国家文物工作方针，坚持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确保长沙铜官窑遗址及其历史风貌的真实性、完整性。
第四条 长沙市人民政府对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望城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本条例。
长沙市人民政府、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列入本市、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长沙铜官窑遗址所在地的镇人民政府应当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遗址的保护工作。
第五条 文物管理部门对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公安、规划、建设、国土、旅游、环保、工商行政、知识产权等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工作。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负责遗址的日常保护和管理工作，文物等相关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委托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行使与遗址保护有关的行政管理职权。
第六条 长沙市人民政府、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鼓励国内外社会力量捐助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事业。捐助资金应当用于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及文物征集，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和捐助人的监督。
第七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遗址的保护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义务，有权劝阻和检举破坏长沙铜官窑遗址的行为。
第二章 规划保护
第八条 长沙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纳入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由望城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
第九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根据保护总体规划及时组织编制专项保护方案，专项保护方案经望城县人民政府同意后，报长沙市人民政府审批。依法需经上级相关部门批准的，应当按法定程序报批。
专项保护方案应当纳入城乡建设详细规划。
第十条 编制、修订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及遗址专项保护方案，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变更已经批准的保护总体规划及专项保护方案。保护总体规划及专项保护方案如需调整或者变更，应当按原批准程序报批。
第十二条 文物、规划、建设、国土等管理部门应当按照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及专项保护方案，加强对与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有关的建设项目的审查、监督和对违法建设的查处。
第三章分层次保护
第十三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应当按照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实行分层次保护。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包括两个区域：（一）北至觉华山脚；南至原有水陆分界线；西至宝塔洲东岸；东沿长坡和邱家嘴村自然道路为界；（二）北至金家坡山脚；南至土地坡边界；西至金家坡小路；东沿郭家岭小路。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外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北至觉华山北麓和大坡；南至麻潭山山脚处水田田埂；西至湘江岸边（包括宝塔洲）；东至黄板塘、王家塘和圣公岭自然边界。
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具体界线以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为准。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界线根据考古发现或者研究成果需要进行调整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报批。
第十四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下列历史文化遗产属于保护对象：
（一）窑址、作坊遗迹及其他反映当时瓷器生产、销售活动的不可移动文物；
（二）瓷器、制瓷工具、窑具及其残片等埋藏或者馆藏的可移动文物；
（三）遗址的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
（四）其他需要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
与长沙铜官窑制瓷相关的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予以保护。
第十五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在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立保护标志和界桩，并保持其完好。
第十六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非法采集文物；
（二）在文物或者保护设施上涂污、刻画、张贴、攀登；
（三）存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等危害遗址安全的物品；
（四）擅自移动、拆除、损坏保护标志、界桩和其他文物保护设施；
（五）违规倾倒、堆放垃圾或者排放污水；
（六）违规采沙、采石、取土、打井、挖建沟渠池塘、深翻土地等改变地形地貌的行为；
（七）狩猎、破坏植被或者违规砍伐林木；
（八）在未开放的区域内参观；
（九）在禁止拍摄的区域或者对禁止拍照的文物进行拍照、拍摄；
（十）其他有损于遗址保护的行为。
第十七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无关的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依法履行报批手续。
第十八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符合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不得破坏长沙铜官窑遗址历史风貌。编制工程设计方案应当组织文物专家论证，并征求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的意见。
第十九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葬坟、修墓（含立碑）、毁林开荒；不得建设危害文物安全、破坏遗址历史风貌或者污染遗址及其环境的设施。
对已有的危害文物安全、破坏遗址历史风貌或者污染遗址及其环境的建（构）筑物和设施，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责令限期整治或者迁出。
第二十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新批宅基地。
对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内原有村民应当按照保护总体规划逐步迁出。长沙铜官窑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原有村民住宅不符合保护总体规划的，应当按照保护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改造或者整治，并逐步调整至与长沙铜官窑遗址环境风貌相协调。
按照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迁出村民、组织改造或者整治村民住宅的，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补偿、补助。
第二十一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水利水系、植被、山体等环境地貌现状不得随意改变。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对遗址及其地形地貌定期进行监测，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存档，发现险情，应当及时报告，并采取抢救措施。
第二十二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文物档案管理制度，加强文物信息的收集和整理。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自然损坏的设施，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第二十三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或其他相关部门。
依照前款规定发现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哄抢、私分、藏匿、损毁。
第二十四条 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长沙铜官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长沙铜官窑传统制瓷工艺传承人制度，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对长沙铜官窑传统制瓷工艺进行挖掘、整理，支持教育、研究机构培养相关专业人才以及名老艺人传徒授艺。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长沙铜官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第四章 考古工作与展示利用
第二十五条 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对长沙铜官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应当会同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制定发掘计划，并依法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十六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文物标本采集的，应当征求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的意见，并依法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十七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项目，应当事先进行考古勘探。
发现重要遗迹的，应当实施原址保护；建设项目影响遗迹原址保护的，应当另行选址。
第二十八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开展长沙铜官窑流散文物的征集、收藏工作。
对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向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指定收藏。
第二十九条 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设长沙铜官窑遗址博物馆和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示长沙铜官窑遗址历史文化。
第三十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从事旅游或者其他经营活动，应当符合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并遵守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相关行政机关、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工作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和专项保护方案实施遗址保护的；
（二）在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违规批准宅基地的；
（三）违规批准改变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水利、水系、植被、山体等环境地貌现状的；
（四）违规批准从事旅游或者其他经营活动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涂污、刻划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由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或者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征求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意见的，由市文物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扰乱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经营管理秩序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给予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相关法律、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