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庆阳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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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职业病防治条例

1999年10月25日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根据2004年7月30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山东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控制和消除职业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有职业危害作业（以下简称有害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以及与之形成劳动关系从事有害作业的劳动者。
　　第三条职业病防治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遵循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在制定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统筹安排职业病防治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职业病防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鼓励推广应用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限制并逐步淘汰职业危害严重的生产工艺和技术。
　　第五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职业病防治监督管理工作。
　　计划、建设、劳动保障、经济管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卫生行政部门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
　　第六条各级工会组织依法对职业病防治工作实行群众监督并提出意见和建议，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劳动者享有下列职业卫生权利：
　　（一）接受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二）获得职业病预防和治疗；
　　（三）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四）在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浓度或者强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而未采取治理措施又无必要的个体防护措施的时候，有权拒绝操作；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当遵守职业卫生制度，增强职业危害防护意识，严格执行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第二章　预防

　　第八条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制定职业卫生操作规程，实行职业卫生责任制，并设立相应的管理组织或专（兼）职人员，具体承担职业病防治工作。
　　第九条用人单位应当运用先进技术或者采取有效治理措施改善劳动条件，确保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浓度或者强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第十条涉及有害作业的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其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涉及有害作业的建设项目立项时，建设单位必须同时提交职业危害预评价报告；该建设项目的设计和竣工，必须经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职业卫生审查和验收，并进行职业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第十一条有害作业场所必须配备必要的职业卫生防护设施。易发生急性职业危害事故的作业场所，应当设置警示标志，配备有效的应急防范设备和救护用品，并设立应急救援组织。
　　第十二条用人单位应当对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进行经常性维护、检修，定期检测防护效果，确保正常使用；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拆除或者停止使用。
　　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符合国家标准的个人防护用品，并指导和监督其正确使用。
　　第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存在职业危害的作业转移给没有职业卫生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四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必须将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危害及其后果如实告知劳动者。劳动合同必须同时附有职业危害有关说明。
　　第十五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立职业卫生档案，记录生产工艺流程及职业危害因素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有关资料。
　　第十六条用人单位必须组织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和定期职业卫生知识培训。劳动者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三章　检 测

　　第十七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证具备检测能力的，应当自行检测；不具备检测能力的，应当委托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证的机构进行检测。
　　检测机构和人员必须执行卫生标准和检测技术规范，测定必须科学、真实，不得弄虚作假。
　　第十八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将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浓度或者强度的检测结果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并及时向职工公布。
　　第十九条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其管辖范围内，对职业危害因素检测实施质量控制，并进行抽查测定。对同一用人单位进行抽查测定，每年限定为一到两次。

第四章　健康保护

　　第二十条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办理《职业性健康监护证》，用于记录职业史、职业危害接触史、职业性健康检查结果和职业病诊疗等个人健康资料。
　　第二十一条对从事有害作业或者对健康有特殊要求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在其上岗前组织职业性健康检查。
　　对从事有害作业和曾经从事有害作业可能患晚发职业病的离（退）休的劳动者，原用人单位应当定期组织职业性健康检查。劳动者调离有害作业岗位时，用人单位应当对其组织离岗职业性健康检查。
　　劳动者接受职业性健康检查治疗所占用的生产、工作时间，应当按照正常出勤处理。
　　第二十二条从事职业性健康检查的机构由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实施资格认证。
　　职业性健康检查的内容、期限等，按照国家和省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执行。职业性健康检查机构应当将劳动者的职业性健康检查结果进行记录、存档和报告。
　　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症的劳动者从事与该禁忌症相关的有害作业。
　　第二十四条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职业病诊断机构承担职业病诊断，并负责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省卫生行政部门设立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负责职业病诊断的技术指导和技术鉴定工作。
　　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对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国家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定。
　　第二十五条职业病诊断机构和用人单位对初次确诊的职业病病例和因职业病死亡的病例，应当自确诊或者死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当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第二十六条用人单位发生急性职业危害事故，应当立即组织抢救，并在二十四小时内按照报告制度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发生急性职业危害事故需要医疗救援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组织救援，医疗卫生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者拖延。医疗救援费用由事故责任单位支付；责任尚未分清时，由事故发生单位先行垫付。
　　急性职业中毒和其他急性职业病诊治终结疑有后遗症或者慢性职业病的，应当由省卫生行政部门授权的职业病诊断机构予以确认。
　　第二十七条用人单位对疑似职业病的劳动者，应当及时组织复查和治疗；职业病防治机构认为需要住院作进一步检查、诊断时，不论其最终是否被确诊为职业病，在住院检查、诊断鉴定期间享受职业病待遇。
　　第二十八条用人单位对患有职业病的劳动者，应当根据职业病诊断机构的意见安排治疗或者疗养，并定期组织复查；对不宜从事原有害作业的，应当在确诊之日起六十日内调离原有害作业岗位。
　　第二十九条患有职业病的劳动者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劳动合同终止，解除或者转换工作单位时发现劳动者患有职业病的，由造成该职业病的用人单位负责工伤保险的处理；在新单位发现患有职业病的，由新单位负责工伤保险的处理。
　　第三十条患有职业病的劳动者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其检查和治疗费用，
　　由造成该职业病的用人单位承担。患有职业病的劳动者没有参加工伤保险而用人单位解散、被依法宣告破产或者撤销的，其检查和治疗费用的解决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并公布职业卫生监督抽检结果和职业病发病情况。
　　职业病防治监督管理的管辖分工，按照省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设立职业卫生监督员，执行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职业病防治监督任务。职业卫生监督员执行任务时可以进入作业现场，调查取证，索取有关资料；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协助，不得拒绝、阻碍检查。职业卫生监督员执行任务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对用人单位提供的涉及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的资料负有保密的义务。
　　第三十三条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对建设项目中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的设计和施工，通过设计审查或者竣工验收；
　　（二）对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职业卫生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而不予审查和验收；
　　（三）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不依法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作业场所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责令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治理后仍不符合标准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整顿。
　　对有前款规定行为的用人单位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建议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建设项目的职业卫生防护设施未经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设计审查、竣工验收同意或者职业危害控制效果评价不合格，擅自施工或者投入使用的，责令其限期补办批准手续并对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建设项目进行治理，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办理手续或者不治理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关行政部门和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对建设项目擅自决定施工或者投入生产和使用的，卫生行政部门对负有行政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可以建议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擅自拆除、停止使用职业卫生防护设施或者未向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二）将有害作业转移给没有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的；
　　(三)未制定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或者未建立职业卫生档案的；
　　（四）未告知劳动者职业危害真实情况或者未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的；
　　（五）未对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卫生防护效果进行检测或者未将检测结果报告有关行政部门的；
　　（六）向卫生行政部门隐瞒职业卫生真实情况的。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按每人次处以五百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的罚款，每次处罚合并最高不得超过十万元；
　　（一）安排未经职业性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有害作业或者不组织其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　的；
　　（二）安排有职业禁忌症的劳动者从事所禁忌作业的；
　　（三）不安排疑似职业病的劳动者作出明确诊断或者不按规定安排患有职业病的劳动者检查治疗的；
　　（四）发生急性职业危害事故或者不按规定时限报告职业病情况的。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证，擅自从事职业卫生检测和职业性健康检查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事职业卫生检测和职业性健康检查的机构，不执行检测技术规范和职业性健康检查规定或者弄虚作假的，给予警告，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取消职业卫生检测和职业性健康检查资格。
　　第三十九条用人单位无理阻挠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监督检查权，打击报复举报人员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决定；责令停产整顿的行政处罚，由卫生行政部门提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四十一条用人单位违反国家和省有关职业病防治规定，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存在职业危害事故隐患，经劳动者或者有关部门提出后，对事故隐患仍不采取措施，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三条卫生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以及职业卫生监督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本条例所称职业危害因素，是指在生产劳动或者在其他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影响劳动能力的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等因素的总称。
　　本条例所称职业病，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或者在其他职业活动中，接触职业危害因素引起的并列入国家公布的职业病名单的疾病。
　　第四十五条本条例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举证责任别把患方推离法院

万欣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数次审议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新华网的报道，《草案》对目前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部分倒置的举证规则进行了重大调整，草案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将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由原来的部分倒置改变为由患方举证医方有过错，即举证责任正置。（《医疗纠纷“困局”能否从此破解？》，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2/23/content_10550052.htm下文如无说明，对《草案》相关内容的引用均引自该文）笔者认为，《草案》对医疗纠纷举证责任进行的调整值得商榷，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应当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而不是进行方向性调整。
　　由于《草案》未向社会公布，本文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专家建议稿》（杨立新为课题组长，以下简称《建议稿》）进行分析。

一、从举证规则的统一性角度看，医疗纠纷中作为专家一方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建议稿》中特别对专家责任辟出专节进行规定。该专家建议稿第九十一条规定，“以专业知识或者专门技能向公众提供服务的专家，未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操作规程，造成委托人或者第三人损害的，应当依据本节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没有过错的除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与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财务服务、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等一样，都被认为是专家服务，法律要求这些专业人士在提供专业服务时，应当符合相关的水准。考虑到专家所从事服务的专业性，对于专业服务所造成的损害，规定了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专家方举证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这样的规定充分考虑了在专家服务双方当事人对于专业知识掌握的水平处于不对等状态，笔者认为，这个规定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对于同属于专家责任范畴的医疗纠纷，又规定由并非专家的患方承担举证责任，显然在同一法律中对于同一类型的民事纠纷将出现两种举证责任，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认为，从专家责任角度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从事的诊疗服务具有极高的专业性，作为专家的一方－医疗机构，在医疗纠纷中应当承担专家责任，证明自己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以及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二、从举证能力角度看，医方具有举证能力。

　　笔者认为，医疗机构在以下几个方面均较患方具有更强的举证能力：
　　1、如前所述，医疗机构作为医疗专家，对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较之一般患者而言，显然具有更高程度的了解和掌握，由其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并非不能做到。而且这个难度远低于患方举证的难度。即便存在少数目前医学尚未完全掌握的疾病，只要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符合现有诊疗规范，也完全可以证明自己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因此从专业能力来讲，医疗机构较之患方显然更具有举证能力。
　　2、医疗机构为患方提供诊疗行为的全过程基本上无法全部再现，相对而言，能够最大程度上再现诊疗全过程的只有病历资料。病历资料绝大部分由医疗机构单方制作和保管，患方除依程序索取，不可能得到医疗机构主动提供的病历。病历的主要部分均由医方单独制作，即使部分病历有患者签名（主要是知情告知书），绝大多数也只在客观病历之中。在医疗纠纷发生之后，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医疗机构将仅给患方提供客观病历的复印，对于主观病历不予提供复印复制。患者在诉讼前始终无法得到完整病历，在此基础上要求其举证证明诊疗过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从证据保管的角度看，由医疗机构进行举证更为公平。

三、举证责任的转移不能将患方推离法院。

　　无须讳言，当前医疗纠纷存在暴力化倾向，不少患方在发生医疗纠纷以后选择了非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方式。其中不乏职业医闹的身影。究其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很主要的一点就是老百姓对于医疗纠纷诉讼解决存在的风险感到不好判断，感觉与诉讼的漫长程序以及高风险比起来，通过非司法程序解决，可能更快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还是在目前医疗纠纷举证责任部分倒置的情况下，如果对于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部分倒置进行方向性的调整，要求患方对医疗机构存在过错进行举证，其后果完全可以想象：可能将大幅度减少患方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的比例。笔者认为，对于规范医疗纠纷的侵权责任法来讲，如果由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因致使一方当事人放弃选择司法途径解决纠纷，这个规定显然就值得商榷了。

四、举证责任转移，无助于解决过度医疗的冲动。

　　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举证责任部分倒置，催生了过度医疗行为（《举证责任倒置引发过度医疗的伦理思考》，陈化，《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年4月第19卷第2期总106期，P24－26，以下简称《陈文》）。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伪问题，并无统计学上的数据加以支持。如果想论证存在这一问题，应当证明在实施举证责任部分倒置的后几年，同病种的诊疗费用出现了大幅度的攀升，这个攀升幅度在去除了物价、人力成本上涨的因素后，仍然明显高于实施举证责任部分倒置之前的正常上升幅度。但是目前并无专家拿出这样的分析结论。仅仅以某医院举证责任部分倒置前后医疗纠纷数量的上升并不能说明与过度医疗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恰恰相反，根据《陈文》记载，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300名全科医生当中，有98％的人承认自己在医疗过程中有增加各种化验检查、院内院外会诊，多为病人开具药物等自卫性或者称之为防御性的项目。医生自卫性医疗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避免吃官司”。美国医师会调查，为了避免医疗风险，27％的医生经常对病人进行重复和不当的治疗，50％的医生为病人做无效的检查项目。因为我们知道，作为判例法国家，美国并未在医疗纠纷民事案件审理中普遍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规则，主要仍由患方聘请专家证人进行举证。因此这个调查已经明确的证明举证责任即便正置，也无助于解决过度医疗的问题。过度医疗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医疗卫生体制不合理和医务人员逐利主义倾向，诉讼即便有所影响，也仅仅是一个次要因素。试图通过举证责任的转移来解决过度医疗现象，显然是舍本逐末之举。

五、规定的特殊情况举证，无法解决患方的举证困难。

　　《草案》虽然规定了两种特殊情况下，即：医疗单位拒绝提供医疗过失受害人的病历等诊疗、护理资料，或者篡改、伪造、销毁病历等诊疗、护理资料的，推定医务人员有过失。笔者认为这两个规定实际上仍然无法解决患方的举证困难。我们逐一来进行分析。
　　其一，医疗单位拒绝提供病历资料。首先，如何定义拒绝提供？提供部分病历资料是否能够被定义为拒绝提供？起码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医疗机构依据《条例》的规定，仅提供病历中的客观病历部分，并不会被视为拒绝提供病历。那么这个规定并不能解决目前医疗机构仅向患方提供部分病历的现状。其次，即便确认应提供全部病历，那么患方如何举证证明医院拒绝提供病历资料？有人说患方可以通过提供录音资料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录音资料的证明力是非常低的，患方很难证明自己提供的录音资料中对话人的身份，很难被法院采信。第三，如果医疗机构在患方提出复印复制病历资料时，一开始拒绝，然后若干小时以后再给予提供。事实上这在现实中屡有发生。那么这样是否属于拒绝提供病历的情形？很难确认。由于这个时间的延误，患方往往对病历的真实性产生很大的质疑，但是法院又很少以此否定病历的真实性。第四，医疗机构的这个提供病历的义务，在诊疗行为尚未结束时如何提供？换句话说，患者尚未出院时能否要求医疗机构提供病历？由于病历书写并非完全即时完成，化验单检查单的回报等均存在延迟，故对于诊疗过程中如何提供病历也存在问题。所以这个规定对于医疗纠纷实践来讲，很难解决患方的举证困难。
　　其二，关于篡改、伪造、销毁病历等诊疗、护理资料的情形。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患方要先举证证明存在上述事实，但实际上这仍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如前所述，病历绝大部分由医方单独制作并保管。对于单方书写的病历，医疗机构完全可以采取全部重写的方式，而对于一些检查结果，也并非不可重新出报告，面对这样的“新病历”，谁能够证明这是重写的？除了极个别不可复制的案例（曾有患方将医生撕成碎片的原始病历捡走，然后重新拼出，证明医院后提供的病历系虚假的），基本上不可能证明此病历系重新制作的“新病历”。特别是在相隔不长的时间里重写的病历，即便是文检也无法鉴定出准确书写时间。其次，对于医疗机构隐匿部分病历资料的问题，患方也很难举证。医疗行为非常复杂，某种医疗行为是否发生，患方很难举证。所以这个规定也很难解决患方举证困难的问题。这两个的规定充其量是给患方画了个饼，很难充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进行调整或者细化，均应当考虑到举证能力和社会公平，以及哪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能够促使医疗纠纷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把医疗纠纷引向法院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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