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对当事人伪造营业执照行为进行处罚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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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乐山市重大投资项目代办制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乐府办发〔2008〕43号



各区、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乐山市重大投资项目代办制实施办法（试行）》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八年七月一日



乐山市重大投资项目代办制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和政务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保障重大投资项目顺利实施，根据《行政许可法》、《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的决定》、《四川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结合乐山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我市行政区域内的重大投资项目，受投资者委托，由市、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按照“一门对外、协调相关、全程督办、限时办结、无偿服务”的要求，代为办理从企业注册、投资立项、规划、建设直至投产运营等所需办理的全部行政审批手续。
前款所称重大投资项目，主要是指：
（一）投资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工业生产项目、农业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服务业开发项目（不含房地产开发项目）；
（二）本级人民政府以及上级机关交办的其他投资项目。
第三条 市、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负责重大投资项目代办制的组织实施，主要职责是：
（一）统一受理投资者的代办申请；
（二）组织审查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材料；
（三）将代办事项交办行政审批部门，并全程督办和协调；
（四）及时告知投资者代办结果；
（五）对行政审批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行政审批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议，提出奖惩意见；
（六）向投资者提供政策法律和政务信息咨询服务，介绍我市投资优惠政策。
第四条 投资者委托代办事项，应向市、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代办受理窗口提出代办申请，提交有关材料，明确代办事项内容，填写有关表格。
投资者提交的有关材料，应当真实、合法、齐备、有效。
政务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投资者提交的有关材料中所涉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和个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
第五条 市、县（市、区）发改、经贸、商务、工商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本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投资项目，应当及时向本级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和投资者发出代办建议书；政务服务中心收到建议书后，应当立即口头或者书面征询投资者意见，由投资者自主决定是否委托代办。
第六条 政务服务中心收到投资者委托代办申请后，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组织代办事项所涉行政审批部门会审投资者提交的申请材料，落实行政审批责任单位，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确定限时办结时限，明确需要投资者协同配合办理的事项。
对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委托代办事项，政务服务中心应当在会审当日向投资者发出代办受理书。受理书应当载明代办的行政审批手续名称、办理程序、办结时限、是否缴纳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其收费标准，是否依法需要进行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及其时间等内容。
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委托代办事项，政务服务中心应当在会审当日一次性书面告知投资者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投资者补正材料后，政务服务中心应当立即发出代办受理书。
对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不符合我市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委托代办事项，政务服务中心应向投资者发出不予受理代办通知书。通知书应当说明理由，并为投资者在我市境内投资其他项目提出建议。
第七条 政务服务中心受理投资者委托代办申请后，应当立即向代办事项所涉部门的行政审批科（股）长或者行政审批首席代表发出代办交办通知书并移交相关申请材料。通知书应当载明代办的行政审批手续名称和办结时限等内容。
行政审批部门的首长是办理交办事项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主管责任人，行政审批科（股）长或者行政审批首席代表是直接责任人。
第八条 政务服务中心应当将代办受理书、代办交办通知书报监察机关行政效能监察室备案。行政效能监察室应当对代办实行效能监察，及时查处和纠正代办运行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
第九条 行政审批部门及其行政审批科（股）长、行政审批首席代表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按照以下规定办理交办事项：
（一）只需对申请材料的形式要件审查的，应当当场办结；
（二）需采取现场踏勘、专家评审等方式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审核的，应当在限定期限内办结；
（三）属于前置审批事项，由于程序复杂等原因难以先行办结的，应当采取预审办法，在确认其合法性、合规性的前提下书面通知相关部门进入正常审批程序；
（四）需报上级机关审批的事项，应当负责跟踪协调；
（五）及时将办理结果反馈政务服务中心代办受理窗口，由窗口统一告知投资者代办结果。
第十条 投资者所需办理的行政审批事项，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缴纳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投资者应当在行政审批部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
凡我市投资优惠政策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减、免、缓交规定的，行政审批部门必须执行；未规定减、免、缓交的，行政审批部门一律按收费标准的下限收取。
投资者委托代办行政审批手续，政务服务中心不得收取任何服务费用；履行代办服务职责所需经费，一律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解决。
第十一条 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务服务中心可以中止或者终结代办程序：
（一）提供虚假材料、隐瞒真实情况的；
（二）不按期缴纳依法应当缴纳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
（三）行政审批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且不能补正的；
（四）不配合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代办事项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中止或者终结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 投资者对行政审批部门作出的不予批准决定、行政事业性收费通知等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政务服务中心协调，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三条 各相关行政审批部门在办理代办交办事项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争议，由政务服务中心协调；协调不成的，报本级政府协调或裁决。
第十四条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乐山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乐山市行政机关责任追究制度》等追究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市政务服务中心以及县（市、区）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法律解释的合理性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