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境外企业审计监督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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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境外企业审计监督办法
广州市境外企业审计监督办法
广州市政府
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境外企业的审计监督，促进境外企业的健康发展，保障国家资财不受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以下简称审计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境外国有企业和直接管理的境外合资、合作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由广州市审计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条 市审计局负责对下列企业进行审计：
（一）市直属境外企业；
（二）按计划有重点地审计部分市属境外企业；
（三）主管部门无内审机构的市属境外企业。
其余市属境外企业由其主管部门的内审机构审计。区、县（市）属境外企业由区、县（市）审计部门组织审计。
第五条 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物业和流动资产是否完整，其产权归属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
（二）资金往来是否真实、合法
（三）按规定应上缴国家的款项是否如数上缴，留利的使用是否合法，财务成果、经济效益、完成承包指标是否真实、合法；
（四）经营股票、房地产、黄金等风险性投资和境外再投资是否依法报经批准，有无违反国家规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五）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
（六）其他需要审计的事项。
第六条 对境外企业审查、评价和处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既要依据国家管理规定维护国家利益，也要考虑企业所处环境和实际情况，促使企业在遵守国家管理规定的前提下，按照驻地的法例和国际惯例进行经营活动。
第七条 审计机关对境外企业审计应纳入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并经同级政府批准执行。内审机构计划由主管部门批准执行。
第八条 境外企业审计程序：
（一）向被审境外企业发出《审计通知书》，同时抄送国内主管部门，在境内听取被审计单位负责人介绍情况；
（二）赴境外就地审计，被审计的境外企业应提供有关会计帐册及文件资料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三）审计组提出审计报告并送被审计单位征求意见，对重大事项还应征求有关部门意见，被审计单位在收到审计报告之日起二十天内（特殊情况可申请延长时间）提出书面意见，逾期不提出意见，视为同意审计报告；
（四）作出审计结论和决定或审计结果通知书。
第九条 被审计单位对审计结论和决定不服，可在收到审计结论和决定之日起三十天内提出复审。
由市或区、县（市）审计部门审计的，应向同级政府或上一级审计机关提出复审。
由内审机构审计的，向其主管负责人或向市政府提出复审。
第十条 作出复审的期限为三十天，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复审期间，原审计结论和决定照常执行。
第十一条 对拒绝提供有关会计帐册及文件资料，或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阻挠审计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或拒不执行审计结论和决定的，按《审计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审计人员应遵守保密制度，对违反纪律、泄露秘密的，按《审计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广州市审计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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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无罪推定”与我国刑事诉讼
作者： 黄景富
内容提要：“无罪推定”作为一项各国普遍承认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在其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重视和运用。我国是一个发展经历不同于别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对待西方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既不全盘否定，也不盲目接收，而是批判地吸收了它的一些基本精神。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作了重要修订。新的刑事诉讼法废止了收容审查等不利于人权保障的措施，吸收了无罪推定等先进的思想，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刑事司法活动中对涉案人员有罪推定的历史，它在我国刑事司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尽管我国尚未建立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但却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由其衍生的两大诉讼规则，体现了我国现代法治的进步。
关键词：无罪推定 疑罪从无 刑事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 谁主张，谁举证
一、概述
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无罪推定作为封建社会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的对立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原则，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原则。在大陆法系，无罪推定原则是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并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首次成为法律原则被载入《人权宣言》。在英美法系，英国普通法的诉讼理论中该原则也有较早的体现，后来为美国宪法及其诉讼实务所采用，英美法系刑事程序的各个环节都体现了这一原则。《世界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采用了该原则,因此,无罪推定可以说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司法准则。
我国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由此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但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尚未确立完全的无罪推定原则。因为无罪推定原则还包括一系列必不可少的具体制度，如沉默权等制度，而这些制度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同时，鉴于我国的国情和现代法制建立的时间较短，人民群众和司法人员的现代法治观念还很不成熟，对无罪推定的认识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还不能说我国已经全面地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但目前，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保障理念和司法观念，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无罪推定在我国刑事诉讼用中的体现
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精神是：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终确定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的价值选择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人视为诉讼主体，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它在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适用体现在刑事证据制度中。目前，由该原则衍生出与刑事证据有关的两大规则，对于从根本上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和观念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疑罪从无”规则的确立。
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两难情况。我国在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疑罪从挂”的现象，即对于事出有因，又查无实据的疑难案件，先挂起来拖着，对已经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则实行长期关押不予释放，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正式确立了疑罪从无规则。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些规定，是我国确立疑罪从无规则的显著标志，它不仅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派生规则，而且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该规则强调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来承担，控诉机关必须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以证明犯罪，如果不能证实犯罪或者依据收集到的证据定罪存在异议，则应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和处理，罪轻罪重不能确定时，应定轻罪，有罪无罪不能确定时，应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
（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该原则是刑事诉讼中对举证责任分配的通俗说法。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只能是控诉机关，控诉机关必须用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对被告人的指控，而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该原则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求控诉机关证实被告人有罪而提供的证据必须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控诉机关不能通过法定的犯罪推定降低证据的标准。
在我国，尽管新的刑事诉讼法还没有确立完全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但由无罪推定原则衍生出的以上谈到的两大规则已经确立。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实行时间较短，加之我国的司法、执法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违背以上两大规则的观念和行为依然非常盛行，其中刑讯逼供在我国的泛滥和屡禁不止就是一个典型。因此，仅仅确立了法律原则，而没有相关配套的制度措施予以保障，原则的落实可能只是一句空话，人们所期盼的由该原则来彻底解决刑事诉讼中的严重侵反人权和有效打击犯罪将只会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望。
三、“无罪推定”给司法机关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无罪推定原则是指任何人在没有经过法定的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把他看作是无罪的人。其基本含义有以下两个方面：
? （一）如何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提供证据并且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或者人员承担，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协助控诉一方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对于控方的指控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对于侦查、起诉、审判官员的提问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控方履行证明责任必须达到确实、充分或者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若不能证明其有罪或者证明达不到法定的要求，则应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即“疑罪从无”。最终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专属于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关，即法院。法院必须经过合法、公正的审判程序才能做出有罪判决，在这种程序中，受到刑事追究的人应当拥有对抗国家追诉权所必备的程序保障。如被告知罪状的权利、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与控方证人对质的权利、传唤有利于自己的证人的权利等等。
（二）在法律上无罪的人被定罪之前如何对待他。任何人在法院最后定罪之前在法律上是无罪的人。因此，政府如果怀疑某个人犯罪或者决定采取拘留、逮捕等措施时，必须有合理的根据，不得随意决定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既使是因为现行犯罪而被拘捕的，在依法审判确认有罪之前，也不能把他当作罪犯对待，特别是不能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搜集证据，侵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一切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损害财产权益的强制措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把可能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关键是要更新司法观念。但由于我国对该原则曾经长期持批判态度，受其影响，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多数司法人员习惯于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被告人，即所谓“进门三分罪”。司法人员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职业责任感，在严厉打击犯罪的思想指导下，对一些证据不足，本应当做出不起诉或无罪判决的案件迟迟下不了决心，惟恐放纵了犯罪，使得为法律所正式确认的疑罪从无规则的贯彻远远不能到位。这就要求我们的司法人员亟需转变陈腐落后的思想，加强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学习和认识，将疑罪从无规则从法律规定层面提高到法律意识层面上来，不断更新司法观念，增强现代法治意识，树立人权保障理念，真正体现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应切实贯彻并不断完善无罪推定原则
严格诉讼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切实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以确保我国刑事诉讼法业已确立的两大衍生规则真正落到实处。
（一）切实贯彻证据不足作无罪处理的疑罪从无规则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派生的规则，如果说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把被告人当作无罪的人来看待，是无罪推定在程序上的体现的话，那么在面对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时，控诉机关基于这一规则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则是其在实体上的运用。疑罪从无规则被现代文明国家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普遍认可，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我国在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顺应了这一趋势，正式肯定了该规则。使得长期以来困扰司法机关的疑案处理有了明文法律标准和依据，从而避免再出现疑案从轻、从宽、从挂甚至存疑判决的尴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在面对疑案时，是选择错判还是错放，这是涉及到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问题。现代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个体公正，即个案公正，司法活动应当围绕个体个案进行。尽管我们的错案率对于司法机关来说可能只有千分之几，但是对于被冤枉的当事人来说则是百分之百，遵循疑罪从无规则，必然会放纵了一部分真正的罪犯，但如果我们把疑罪都按照有罪处理，则会冤枉许多无辜的人。权衡利弊，我们只能采取“宁纵勿枉”的原则，既使放纵了某些真正的罪犯，也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这是现代司法观念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二）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控诉机关负责证明被告有罪的责任，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这是无罪推定原则下的一项重要诉讼准则。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将“谁主张有罪，谁承担举证责任”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视为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负如实回答的义务却间接违背了这一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相承担了自证有罪的义务，这显然是有罪推定的产物，也是刑讯逼供这一顽症始终得以存在的制度性支撑。同时，面对控诉机关的讯问和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可为自己作辩护的基本权利。他既可以作罪轻的辩护，也可以作无罪的辩护，既可自行辩护，也可委托辩护。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既然行使辩护是一项权利，而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时，既可以积极辩解也可以保持沉默，而现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的规定实际上是变相剥夺了其辩护权。
但在实践中，我们也不宜机械地理解这一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同时应告知其有放弃沉默而坦白被从宽处罚的权利和制度上的保障，并积极鼓励其运用这一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以其真实意愿表示放弃沉默权向司法机关如实陈述其罪行，这种陈述可以被采纳为诉讼证据；相反，如果不是其自愿，而是被以诱导、欺骗、强迫等手段迫使其放弃沉默权而获取的口供，则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而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同时对有关的司法、执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进行制裁。这就使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可以落到实处，有效遏止刑讯逼供的发生。为了保障供述自愿性，有必要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决定是否需要在自己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立即聘请律师介入，并以有效的措施保证他的这项权利能真正的实施。一旦赋予律师讯问时在场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被告知有关权利，是否自愿放弃沉默权利而坦白陈述或者不放弃这项权利而保持沉默，侦查人员是否使用了刑讯逼供等强迫手段获取供述，这些问题就能够得以公开化，律师在场可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证实。同时，律师在场可以极大地减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压力，以避免违心供认产生的不实口供。在此种情形下所取得口供，不但可以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且可以防止其在庭审阶段的口供翻复，也增强了其作为诉讼证据的效力，提高了其证明力。
（三）尽早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是指拥有证据调查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为定罪与量刑的根据。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尽管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不尽相同，但都规定了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例如：美国的证据法中“毒树之果”理论就要求不但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证据不能使用，就是根据该证据所获得的线索而进一步取得的证据也作为“毒树之果”而被排除，体现出美国对执法人员取证权的严格限制和对人权保障的重视。但是，在犯罪浪潮的冲击下，完全排除“毒树之果”，在实践中很难做到。结合我国的法治水平，在我国目前侦查手段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展到对“毒果”的一律排除，可能会影响对案件真相的揭示，影响办案的效率，所以我国有必要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思想，是限制政府运用强制手段威胁个人自由、财产等基本权益，保障个人相对于强大的政府的独立、自治的主体地位。虽然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受益者主要是已经进入刑事程序、正在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但它同时也要求阻止政府随意决定开始刑事追究、无根据地决定采取程序外的措施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因此，这一原则的确立不仅仅带动了整个刑事程序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而且对于提高公民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保护个人不受政治权力干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无罪推定不仅仅是一项基本的诉讼原则，更是一项关系到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政治原则。
参考文献：
1、《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城市出版社 陈光中主编
2、《证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何家弘主编
3、《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作者： 章礼明
4、《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效力》 政法论坛 作者：李学宽/汪海燕/张小玲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
我国于2001年4月28日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在新修订的《婚姻法》中正式规定了探望权制度，这是我国婚姻立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在结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借鉴西方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与成果。探望权制度的设立，既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生理、心理、情感与人格的健康发展，同时又有利于满足父母亲的情感需要，进而促进父母亲双方更好的履行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这对于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新修改的《婚姻法》增设探望权制度至今已达11年之久，虽然立法为探望权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法律实践的中，法院处理探望权纠纷却是非常的棘手，探望权在我国一直难以得到很好的实现。
一、我国探望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
这些关于探望权制度的法律规定，为解决离婚双方探望子女的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对维护子女的身心健康，促进社会稳定及家庭安宁正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的一项实体权利，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尚有不少值得探讨和完善之处。
1.探望权主体范围狭窄
自从探望权制度实施以来,其法律关系主体问题一直都困扰着司法实践。我国《婚姻法》只明确规定了非直接抚养方的父亲或母亲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然而对于没有和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的近亲属却不拥有探望的权利。这样的局面既违背人情,也与我国的亲情伦理相去甚远。在我国,自古就有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以家庭为单位构成了整个复杂的社会。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到现在,家庭内部人员通常居住在一起。在我国,几世同堂的现象依然非常的普遍。由于生活习惯与我国的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一些长辈特别是祖父母一类的近亲属,对孩子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与寄托，如果法律不给予他们以探望的权利,实在有违我国上千年的善良风俗,不利于我国传统美德的维护与发扬。另外一方面,法律既然规定了孙子女有接受祖父母、外祖父母遗产的权利,那么从权利义务对应角度去分析,不给予祖父母、外祖父母探望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权利,也正好违背了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法理。
2.弱化儿童利益的关键地位
事实上,整个探望权制度的基础就是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利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应该成为整个制度构建与完善的关键,要把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放在中心的位置。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我国现行婚姻立法上观察,都在过多、过重的强调关注父母两方关于探望纠纷解决途径问题,一味的考虑父母两方的具体利益,对于孩子的具体地位法律规定得不是很明确。这种现象,不可避免的限制了未成年子女的合理要求与合法利益。现实中许多孩子事实上任由父母两方摆布的现象正赤裸的验证了这一点。如果法律不给予孩子的足够尊重,不给予他们表达与发表意见的权利,就没有办法去谈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利益了。虽然未成年子女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依然具有独立的人格,理应得到法律的平等尊重,尤其是在探望权问题的纠纷方面,更要摆脱孩子受父母依附的局面。
3.执行措施规定不完善
从确立探望权制度到现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执行难的问题,很可惜的是,我国《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只有几个简单的条文,对探望权的强制执行并没有作出具体可行的规定。现实中有着许多难以执行的案件,由于没有法律作为依据,法官只能凭借自由裁量的司法行为来确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我们知道,一项法律权利如果没有相应的执行措施,就等于权利虚设,在当事人心里也自然产生不了法律威慑力而丧失法律的权威性,探望权的实现也无从谈起,整个制度的构建也将落空。探望权的强制执行不同于民法上诸如财产、物等标的,探望权的执行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需要明确的是,探望权执行的标的不是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而是非直接抚养一方的协助行为。
4.非婚生子女利益保护缺失
产生探望权的基础自然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探望权问题的解决也成为离婚的“善后事宜”。既然探望权问题是基于离婚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这项法律权利,因此很容易使人误解问题的来源就是建立在合法有效的婚姻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知道,《婚姻法》与《继承法》都给予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有同等的法律权利。从法律平等再到人的平等,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并没有澄清针对非婚生子女的探望权制度的设置问题。在现实世界里面,由于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甚至通奸、强奸、非法同居等,产生的子女抚养问题屡见不鲜。本着保护这类未成年子女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法律有必要增加规定针对这类非婚生子女探望权的条文。事实上,这类未成年由于处于更加弱势的局面, 特别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我国探望权制度却忽略了这点,表明我国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完善的地方。
5.中止执行理由不具体
《婚姻法(修正案)》第38条第3款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以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原则作为决定是否中止探望的标准是西方国家普遍一致的看法,我国在针对探望权中止事由方面,采纳了这种理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是人民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同时也限制了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保证了探望权人的探望权不被任意剥夺。但是笼统、概括和原则性的规定在具体操作上却很难把握。在司法实践中,究竟何种情形才属于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情形,完全要靠法官来自由裁量。这种做法虽然给当事人协商一致留下了余地,但是却不利于矛盾迅速合理的解决。其次,从理论上,究竟怎样才算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一直都是有争议的。有人简单的把“收监”作为探望权执行中止的事由,但是结果却是有许多父母本身对孩子十分关爱,只是因为一时冲动才触犯法律。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社会危害性显著较轻，从刑罚的教育功能角度上看,如果把“收监”作为探望权执行中止的具体事由,将不利于实现刑罚的改造功能,而只会加剧当事人仇恨社会的心理。因此,针对“收监”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在实践中,许多夫妻离婚以后,为了达到不让对方探望孩子的目的,就随意利用法定的中止探望情形来阻止对方探望。有些夫妻在离婚时产生的矛盾比较激烈,互相仇视,经常在子女面前数落对方的缺点和过错,使对方在子女心目中的形象被贬低,导致子女对父母的认识出现偏差,同时也增加了司法操作的难度。
6.法院淡化裁判功能
在处理探望权案件的过程里,法官通常的做法是：当事人协商一致优先。由于我国《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只有简单的几条,而现实的案件却是十分的复杂,法官很难在复杂的纠纷中凭借裁量行为来及时解决矛盾。因此,通常是遵照当事人的协商结果,淡化自身的裁判功能。而事实却是,离婚当时人矛盾一般都比较尖锐,互相仇恨的现象非常的普遍,要在一时达成一致是漫长而艰难的。我们说对于他们自身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走漫长的协商之路,但是对于探望权问题,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切实利益,由于未成年子女一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时候法院就应当发挥裁判功能,无论是从社会公益角度上讲,还是从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利益角度上看,法律的裁判的作用就应当及时必要的介入。这样的话,就限制了许多父母一致协商为借口,推脱相互之间的抚养责任。因此法院应该协商优先的前提下,及时的作出合理的裁判,发挥法院的裁判功能。
二、完善我国探望权制度的措施
根据我国探望权制度的现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并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经验，关于探望权制度，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点予以完善：
1.适当扩大主体范围
参酌我国国情，笔者以为，应当明确（外）祖父母的探望权主体地位。（外）祖父母享有探望权不但符合我国的国情、人伦和法律原理，而且是国际公认的立法理论。另外，在赋予（外）祖父母探望权，同时，为贯彻探望权立法宗旨，更好维护未成年人利益，有必要对（外）祖父母做一些规定，享有探望权的（外）祖父母应具备以下条件：（一）经济状况良好；（二）有利于孙子女成长的轻松愉快的家庭环境；（三） 与孙子女之间的感情融洽；（四） 与孙子女在其父母离婚前曾一起生活过；（五）身体健康，无其他传染性疾病；（六）无吸毒、赌博等不良生活方式或怂恿小孩的犯罪行为。
2.突出儿童利益的中心地位
我国在立法完善时，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比如德国民法典第1626条第（3）项规定：“与父母双方进行交往，通常属于子女的正当权益。子女与其他的人有联系的，在子女与其交往时，适用相同的规定，但以维持此种联系有助于子女发展为限”。在未成年子女提出要求探望父或母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应为其实现探望权提供帮助。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不同意子女的请求不提供帮助或不同意作为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出探望权之请求时，未满十周岁的未成年子女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或委托少年儿童维权机构代为行使法定代理人职责，子女也可直接向少年儿童维权机构申请其代为行使。这样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未成年子女与父或母会面、交往或暂时共同生活的正当需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探望权诉讼中，在确定探望权行使的时间、方式时，应尊重有识别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思表示，探望权的行使应体现子女的意志。在决定中止探望权时也应尊重子女的意愿。当事人提出中止行使探望权请求时的在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中应明确，应征询双方的意见和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
3.完善探望权执行措施
我国现有有关法律对拒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中确定的有关探望子女的义务的保障措施有限，由于不能也不应强制执行子女的人身及探望行为，因而有时在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和单位采取强制措施后，仍难以实现探望权。因此，可参照国外立法的一些规定，在婚姻法中明确直接抚养人的协助义务，加重其不履行协助义务的责任：（1）对因直接抚养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而导致行使探望权的一方不能行使其权利的，每一次都要补偿探望权人一定数量的款项。（2）拒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有探望权的父或母多次不能实现探望权的，可在考虑子女的学习、生活便利等基础上，将未实现探望权的时间累加起来，确定一段时间由未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短期内与子女共同生活。（3）应规定对探望权人探望子女后，未按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时间将孩子送回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行为的处理。如规定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可以此为由申请中止行使探望权。并明确申请人可在探望权人未将子女送回之日起一定的期限内可申请强制执行。
4.增加保护非婚生子女利益的规定
作者： 黄景富
内容提要：“无罪推定”作为一项各国普遍承认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在其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重视和运用。我国是一个发展经历不同于别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对待西方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既不全盘否定，也不盲目接收，而是批判地吸收了它的一些基本精神。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作了重要修订。新的刑事诉讼法废止了收容审查等不利于人权保障的措施，吸收了无罪推定等先进的思想，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刑事司法活动中对涉案人员有罪推定的历史，它在我国刑事司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尽管我国尚未建立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但却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由其衍生的两大诉讼规则，体现了我国现代法治的进步。
关键词：无罪推定 疑罪从无 刑事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 谁主张，谁举证
一、概述
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无罪推定作为封建社会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的对立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原则，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原则。在大陆法系，无罪推定原则是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并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首次成为法律原则被载入《人权宣言》。在英美法系，英国普通法的诉讼理论中该原则也有较早的体现，后来为美国宪法及其诉讼实务所采用，英美法系刑事程序的各个环节都体现了这一原则。《世界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采用了该原则,因此,无罪推定可以说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司法准则。
我国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由此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但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尚未确立完全的无罪推定原则。因为无罪推定原则还包括一系列必不可少的具体制度，如沉默权等制度，而这些制度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同时，鉴于我国的国情和现代法制建立的时间较短，人民群众和司法人员的现代法治观念还很不成熟，对无罪推定的认识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还不能说我国已经全面地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但目前，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保障理念和司法观念，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无罪推定在我国刑事诉讼用中的体现
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精神是：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终确定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的价值选择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人视为诉讼主体，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它在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适用体现在刑事证据制度中。目前，由该原则衍生出与刑事证据有关的两大规则，对于从根本上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和观念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疑罪从无”规则的确立。
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两难情况。我国在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疑罪从挂”的现象，即对于事出有因，又查无实据的疑难案件，先挂起来拖着，对已经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则实行长期关押不予释放，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正式确立了疑罪从无规则。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些规定，是我国确立疑罪从无规则的显著标志，它不仅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派生规则，而且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该规则强调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来承担，控诉机关必须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以证明犯罪，如果不能证实犯罪或者依据收集到的证据定罪存在异议，则应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和处理，罪轻罪重不能确定时，应定轻罪，有罪无罪不能确定时，应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
（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该原则是刑事诉讼中对举证责任分配的通俗说法。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只能是控诉机关，控诉机关必须用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对被告人的指控，而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该原则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求控诉机关证实被告人有罪而提供的证据必须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控诉机关不能通过法定的犯罪推定降低证据的标准。
在我国，尽管新的刑事诉讼法还没有确立完全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但由无罪推定原则衍生出的以上谈到的两大规则已经确立。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实行时间较短，加之我国的司法、执法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违背以上两大规则的观念和行为依然非常盛行，其中刑讯逼供在我国的泛滥和屡禁不止就是一个典型。因此，仅仅确立了法律原则，而没有相关配套的制度措施予以保障，原则的落实可能只是一句空话，人们所期盼的由该原则来彻底解决刑事诉讼中的严重侵反人权和有效打击犯罪将只会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望。
三、“无罪推定”给司法机关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无罪推定原则是指任何人在没有经过法定的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把他看作是无罪的人。其基本含义有以下两个方面：
? （一）如何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提供证据并且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或者人员承担，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协助控诉一方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对于控方的指控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对于侦查、起诉、审判官员的提问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控方履行证明责任必须达到确实、充分或者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若不能证明其有罪或者证明达不到法定的要求，则应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即“疑罪从无”。最终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专属于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关，即法院。法院必须经过合法、公正的审判程序才能做出有罪判决，在这种程序中，受到刑事追究的人应当拥有对抗国家追诉权所必备的程序保障。如被告知罪状的权利、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与控方证人对质的权利、传唤有利于自己的证人的权利等等。
（二）在法律上无罪的人被定罪之前如何对待他。任何人在法院最后定罪之前在法律上是无罪的人。因此，政府如果怀疑某个人犯罪或者决定采取拘留、逮捕等措施时，必须有合理的根据，不得随意决定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既使是因为现行犯罪而被拘捕的，在依法审判确认有罪之前，也不能把他当作罪犯对待，特别是不能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搜集证据，侵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一切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损害财产权益的强制措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把可能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关键是要更新司法观念。但由于我国对该原则曾经长期持批判态度，受其影响，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多数司法人员习惯于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被告人，即所谓“进门三分罪”。司法人员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职业责任感，在严厉打击犯罪的思想指导下，对一些证据不足，本应当做出不起诉或无罪判决的案件迟迟下不了决心，惟恐放纵了犯罪，使得为法律所正式确认的疑罪从无规则的贯彻远远不能到位。这就要求我们的司法人员亟需转变陈腐落后的思想，加强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学习和认识，将疑罪从无规则从法律规定层面提高到法律意识层面上来，不断更新司法观念，增强现代法治意识，树立人权保障理念，真正体现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应切实贯彻并不断完善无罪推定原则
严格诉讼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切实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以确保我国刑事诉讼法业已确立的两大衍生规则真正落到实处。
（一）切实贯彻证据不足作无罪处理的疑罪从无规则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派生的规则，如果说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把被告人当作无罪的人来看待，是无罪推定在程序上的体现的话，那么在面对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时，控诉机关基于这一规则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则是其在实体上的运用。疑罪从无规则被现代文明国家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普遍认可，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我国在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顺应了这一趋势，正式肯定了该规则。使得长期以来困扰司法机关的疑案处理有了明文法律标准和依据，从而避免再出现疑案从轻、从宽、从挂甚至存疑判决的尴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在面对疑案时，是选择错判还是错放，这是涉及到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问题。现代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个体公正，即个案公正，司法活动应当围绕个体个案进行。尽管我们的错案率对于司法机关来说可能只有千分之几，但是对于被冤枉的当事人来说则是百分之百，遵循疑罪从无规则，必然会放纵了一部分真正的罪犯，但如果我们把疑罪都按照有罪处理，则会冤枉许多无辜的人。权衡利弊，我们只能采取“宁纵勿枉”的原则，既使放纵了某些真正的罪犯，也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这是现代司法观念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二）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控诉机关负责证明被告有罪的责任，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这是无罪推定原则下的一项重要诉讼准则。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将“谁主张有罪，谁承担举证责任”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视为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负如实回答的义务却间接违背了这一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相承担了自证有罪的义务，这显然是有罪推定的产物，也是刑讯逼供这一顽症始终得以存在的制度性支撑。同时，面对控诉机关的讯问和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可为自己作辩护的基本权利。他既可以作罪轻的辩护，也可以作无罪的辩护，既可自行辩护，也可委托辩护。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既然行使辩护是一项权利，而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时，既可以积极辩解也可以保持沉默，而现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的规定实际上是变相剥夺了其辩护权。
但在实践中，我们也不宜机械地理解这一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同时应告知其有放弃沉默而坦白被从宽处罚的权利和制度上的保障，并积极鼓励其运用这一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以其真实意愿表示放弃沉默权向司法机关如实陈述其罪行，这种陈述可以被采纳为诉讼证据；相反，如果不是其自愿，而是被以诱导、欺骗、强迫等手段迫使其放弃沉默权而获取的口供，则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而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同时对有关的司法、执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进行制裁。这就使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可以落到实处，有效遏止刑讯逼供的发生。为了保障供述自愿性，有必要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决定是否需要在自己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立即聘请律师介入，并以有效的措施保证他的这项权利能真正的实施。一旦赋予律师讯问时在场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被告知有关权利，是否自愿放弃沉默权利而坦白陈述或者不放弃这项权利而保持沉默，侦查人员是否使用了刑讯逼供等强迫手段获取供述，这些问题就能够得以公开化，律师在场可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证实。同时，律师在场可以极大地减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压力，以避免违心供认产生的不实口供。在此种情形下所取得口供，不但可以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且可以防止其在庭审阶段的口供翻复，也增强了其作为诉讼证据的效力，提高了其证明力。
（三）尽早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是指拥有证据调查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为定罪与量刑的根据。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尽管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不尽相同，但都规定了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例如：美国的证据法中“毒树之果”理论就要求不但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证据不能使用，就是根据该证据所获得的线索而进一步取得的证据也作为“毒树之果”而被排除，体现出美国对执法人员取证权的严格限制和对人权保障的重视。但是，在犯罪浪潮的冲击下，完全排除“毒树之果”，在实践中很难做到。结合我国的法治水平，在我国目前侦查手段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展到对“毒果”的一律排除，可能会影响对案件真相的揭示，影响办案的效率，所以我国有必要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思想，是限制政府运用强制手段威胁个人自由、财产等基本权益，保障个人相对于强大的政府的独立、自治的主体地位。虽然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受益者主要是已经进入刑事程序、正在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但它同时也要求阻止政府随意决定开始刑事追究、无根据地决定采取程序外的措施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因此，这一原则的确立不仅仅带动了整个刑事程序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而且对于提高公民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保护个人不受政治权力干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无罪推定不仅仅是一项基本的诉讼原则，更是一项关系到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政治原则。
参考文献：
1、《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城市出版社 陈光中主编
2、《证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何家弘主编
3、《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作者： 章礼明
4、《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效力》 政法论坛 作者：李学宽/汪海燕/张小玲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
我国于2001年4月28日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在新修订的《婚姻法》中正式规定了探望权制度，这是我国婚姻立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在结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借鉴西方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与成果。探望权制度的设立，既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生理、心理、情感与人格的健康发展，同时又有利于满足父母亲的情感需要，进而促进父母亲双方更好的履行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这对于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新修改的《婚姻法》增设探望权制度至今已达11年之久，虽然立法为探望权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法律实践的中，法院处理探望权纠纷却是非常的棘手，探望权在我国一直难以得到很好的实现。
一、我国探望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
这些关于探望权制度的法律规定，为解决离婚双方探望子女的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对维护子女的身心健康，促进社会稳定及家庭安宁正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的一项实体权利，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尚有不少值得探讨和完善之处。
1.探望权主体范围狭窄
自从探望权制度实施以来,其法律关系主体问题一直都困扰着司法实践。我国《婚姻法》只明确规定了非直接抚养方的父亲或母亲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然而对于没有和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的近亲属却不拥有探望的权利。这样的局面既违背人情,也与我国的亲情伦理相去甚远。在我国,自古就有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以家庭为单位构成了整个复杂的社会。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到现在,家庭内部人员通常居住在一起。在我国,几世同堂的现象依然非常的普遍。由于生活习惯与我国的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一些长辈特别是祖父母一类的近亲属,对孩子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与寄托，如果法律不给予他们以探望的权利,实在有违我国上千年的善良风俗,不利于我国传统美德的维护与发扬。另外一方面,法律既然规定了孙子女有接受祖父母、外祖父母遗产的权利,那么从权利义务对应角度去分析,不给予祖父母、外祖父母探望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权利,也正好违背了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法理。
2.弱化儿童利益的关键地位
事实上,整个探望权制度的基础就是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利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应该成为整个制度构建与完善的关键,要把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放在中心的位置。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我国现行婚姻立法上观察,都在过多、过重的强调关注父母两方关于探望纠纷解决途径问题,一味的考虑父母两方的具体利益,对于孩子的具体地位法律规定得不是很明确。这种现象,不可避免的限制了未成年子女的合理要求与合法利益。现实中许多孩子事实上任由父母两方摆布的现象正赤裸的验证了这一点。如果法律不给予孩子的足够尊重,不给予他们表达与发表意见的权利,就没有办法去谈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利益了。虽然未成年子女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依然具有独立的人格,理应得到法律的平等尊重,尤其是在探望权问题的纠纷方面,更要摆脱孩子受父母依附的局面。
3.执行措施规定不完善
从确立探望权制度到现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执行难的问题,很可惜的是,我国《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只有几个简单的条文,对探望权的强制执行并没有作出具体可行的规定。现实中有着许多难以执行的案件,由于没有法律作为依据,法官只能凭借自由裁量的司法行为来确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我们知道,一项法律权利如果没有相应的执行措施,就等于权利虚设,在当事人心里也自然产生不了法律威慑力而丧失法律的权威性,探望权的实现也无从谈起,整个制度的构建也将落空。探望权的强制执行不同于民法上诸如财产、物等标的,探望权的执行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需要明确的是,探望权执行的标的不是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而是非直接抚养一方的协助行为。
4.非婚生子女利益保护缺失
产生探望权的基础自然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探望权问题的解决也成为离婚的“善后事宜”。既然探望权问题是基于离婚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这项法律权利,因此很容易使人误解问题的来源就是建立在合法有效的婚姻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知道,《婚姻法》与《继承法》都给予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有同等的法律权利。从法律平等再到人的平等,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并没有澄清针对非婚生子女的探望权制度的设置问题。在现实世界里面,由于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甚至通奸、强奸、非法同居等,产生的子女抚养问题屡见不鲜。本着保护这类未成年子女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法律有必要增加规定针对这类非婚生子女探望权的条文。事实上,这类未成年由于处于更加弱势的局面, 特别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我国探望权制度却忽略了这点,表明我国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完善的地方。
5.中止执行理由不具体
《婚姻法(修正案)》第38条第3款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以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原则作为决定是否中止探望的标准是西方国家普遍一致的看法,我国在针对探望权中止事由方面,采纳了这种理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是人民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同时也限制了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保证了探望权人的探望权不被任意剥夺。但是笼统、概括和原则性的规定在具体操作上却很难把握。在司法实践中,究竟何种情形才属于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情形,完全要靠法官来自由裁量。这种做法虽然给当事人协商一致留下了余地,但是却不利于矛盾迅速合理的解决。其次,从理论上,究竟怎样才算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一直都是有争议的。有人简单的把“收监”作为探望权执行中止的事由,但是结果却是有许多父母本身对孩子十分关爱,只是因为一时冲动才触犯法律。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社会危害性显著较轻，从刑罚的教育功能角度上看,如果把“收监”作为探望权执行中止的具体事由,将不利于实现刑罚的改造功能,而只会加剧当事人仇恨社会的心理。因此,针对“收监”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在实践中,许多夫妻离婚以后,为了达到不让对方探望孩子的目的,就随意利用法定的中止探望情形来阻止对方探望。有些夫妻在离婚时产生的矛盾比较激烈,互相仇视,经常在子女面前数落对方的缺点和过错,使对方在子女心目中的形象被贬低,导致子女对父母的认识出现偏差,同时也增加了司法操作的难度。
6.法院淡化裁判功能
在处理探望权案件的过程里,法官通常的做法是：当事人协商一致优先。由于我国《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只有简单的几条,而现实的案件却是十分的复杂,法官很难在复杂的纠纷中凭借裁量行为来及时解决矛盾。因此,通常是遵照当事人的协商结果,淡化自身的裁判功能。而事实却是,离婚当时人矛盾一般都比较尖锐,互相仇恨的现象非常的普遍,要在一时达成一致是漫长而艰难的。我们说对于他们自身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走漫长的协商之路,但是对于探望权问题,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切实利益,由于未成年子女一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时候法院就应当发挥裁判功能,无论是从社会公益角度上讲,还是从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利益角度上看,法律的裁判的作用就应当及时必要的介入。这样的话,就限制了许多父母一致协商为借口,推脱相互之间的抚养责任。因此法院应该协商优先的前提下,及时的作出合理的裁判,发挥法院的裁判功能。
二、完善我国探望权制度的措施
根据我国探望权制度的现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并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经验，关于探望权制度，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点予以完善：
1.适当扩大主体范围
参酌我国国情，笔者以为，应当明确（外）祖父母的探望权主体地位。（外）祖父母享有探望权不但符合我国的国情、人伦和法律原理，而且是国际公认的立法理论。另外，在赋予（外）祖父母探望权，同时，为贯彻探望权立法宗旨，更好维护未成年人利益，有必要对（外）祖父母做一些规定，享有探望权的（外）祖父母应具备以下条件：（一）经济状况良好；（二）有利于孙子女成长的轻松愉快的家庭环境；（三） 与孙子女之间的感情融洽；（四） 与孙子女在其父母离婚前曾一起生活过；（五）身体健康，无其他传染性疾病；（六）无吸毒、赌博等不良生活方式或怂恿小孩的犯罪行为。
2.突出儿童利益的中心地位
我国在立法完善时，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比如德国民法典第1626条第（3）项规定：“与父母双方进行交往，通常属于子女的正当权益。子女与其他的人有联系的，在子女与其交往时，适用相同的规定，但以维持此种联系有助于子女发展为限”。在未成年子女提出要求探望父或母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应为其实现探望权提供帮助。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不同意子女的请求不提供帮助或不同意作为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出探望权之请求时，未满十周岁的未成年子女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或委托少年儿童维权机构代为行使法定代理人职责，子女也可直接向少年儿童维权机构申请其代为行使。这样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未成年子女与父或母会面、交往或暂时共同生活的正当需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探望权诉讼中，在确定探望权行使的时间、方式时，应尊重有识别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思表示，探望权的行使应体现子女的意志。在决定中止探望权时也应尊重子女的意愿。当事人提出中止行使探望权请求时的在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中应明确，应征询双方的意见和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
3.完善探望权执行措施
我国现有有关法律对拒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中确定的有关探望子女的义务的保障措施有限，由于不能也不应强制执行子女的人身及探望行为，因而有时在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和单位采取强制措施后，仍难以实现探望权。因此，可参照国外立法的一些规定，在婚姻法中明确直接抚养人的协助义务，加重其不履行协助义务的责任：（1）对因直接抚养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而导致行使探望权的一方不能行使其权利的，每一次都要补偿探望权人一定数量的款项。（2）拒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有探望权的父或母多次不能实现探望权的，可在考虑子女的学习、生活便利等基础上，将未实现探望权的时间累加起来，确定一段时间由未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短期内与子女共同生活。（3）应规定对探望权人探望子女后，未按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时间将孩子送回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行为的处理。如规定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可以此为由申请中止行使探望权。并明确申请人可在探望权人未将子女送回之日起一定的期限内可申请强制执行。
4.增加保护非婚生子女利益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