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水利项目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及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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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的职权、会议制度及议事规则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其主要特征是---内部治理机构的权责分明和相互制约，即根据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和相互协调的原则，建立由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组成的公司治理机构，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相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来说，以资合为主要特征的股份有限公司更是股份制的典型代表，而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制度则更能充分体现股份制的主要特征。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是指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及监事会。各组织机构有各自的权限范围，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共同为公司的发展发挥作用。
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有两种，即“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股东会中心主义”治理结构的确立，是资本主义初期人们对物质资本神化的产物。它将公司经营控制权置于股东会是基于物质资本所有者理论，旨在保护公司股东的利益。而“董事会中心主义”将控制权赋予董事会是为了克服“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实现公司的高效经营。但“董事会中心主义”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和搭便车等问题使对公司经营管理者的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因此，只有平衡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二种立法例，使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既有权力的分工，又有权力的制衡，才能使股东会与董事会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公司利益最大化这一大局。正是基于上述立法理念，我国新公司法并没有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而是确认了分权治理结构，全面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建设，强化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对公司的义务。
（一）董事会的组成、董事任期和董事会职权
公司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五人至十九人。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本法第四十六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任期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法第四十七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职权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同有限公司一样，新法也鼓励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设职工代表的做法，突出了对职工权益的保障。至于股份公司董事的任期和公司董事会的职权，根据该条规定，与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的任期和董事会的职权相同，在此就不再展开一一论述。
除普通董事外，股份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新公司法对副董事长的人数设置不再干涉，并且规定董事长不再自然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此“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不再属于董事长的职权。
（二）董事会的会议制度及议事规则
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和主持，董事长还有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两次会议，每次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日前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十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可以另定召集董事会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可见，新公司法删除了旧法关于“授权董事长行使董事会部分职权”的规定，限制了董事长的职权，完善了董事会的会议制度，新增了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体现了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会议，应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委托书中应载明授权范围。董事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





建议修法停收社会抚养费

于伏海

中国大陆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妇没有特殊情况的只生育一个孩子，奖励晚婚晚育，奖励做绝育手术。在这种政策下，生育一个孩子是合法的，生育两个孩子就属于超生，政府对超生的夫妻实行罚款的政策，八十年代央视春晚上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讲的就是一对夫妻为了逃避超生罚款，而游走于祖国各地生孩子的故事，那对夫妻非常可怜，但是更为可怜的是那些孩子，我说的“可怜”不是因为他们孩子多而可怜，而是因为他们被政府驱赶得无处安身而可怜。

二00二年九月一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对超生夫妻的罚款变得有法可依，在这部法律里，立法者把政府对超生夫妻的经济处罚叫做“社会抚养费”，各省为此还制定了相关条例，各地政府还制定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比如河北省条例的规定：凡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对生育双方按以下标准各一次性征收社会抚养费：

　　（一）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是国家工作人员、企业职工的，按不低于本人上年度工资总额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是民营企业经营者和个体劳动者的，按不低于本人上年度纯收入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是城镇无业居民的，按不低于本市、镇居民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是农村居民的，按不低于本乡、民族乡、镇农村居民上年度人均纯收入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三个子女的，按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征收金额各加百分之百征收；生育第四个以上子女的，征收金额以此递进累加。

　　（二）不符合规定而提前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从生育年度起至法定年度止，每提前一年分别按一千五百元的金额征收。

　　（三）符合规定但未办理《第二个子女生育证》而生育的，分别按五百元的金额征收。

根据这些规定，超生的夫妻面临着巨额的缴费义务，假如一对河北省的企业职工一年收入总共是十万，那他们第二年超生一个孩子的话，就得缴纳二十五万的社会抚养费，政府对贩卖假冒伪劣的人的处罚恐怕都没有这么严重。

更为可怕的是，计生公务员们为了收缴社会抚养费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违法甚至是犯罪的手段，比如强拿公民财产、强制公民做绝育手术、非法拘禁公民、强制公民堕胎、对公民进行人身伤害等，大家如果通过搜索引擎搜索，肯定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案例，其中不乏命案的发生。

当然，通过暴力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严重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因为各个地方对人口出生数量有严格的规定，地方官员也会被考核人口控制方面的政绩，因此，只要控制住了出生率，官员就有政绩，只要对超生公民收取了社会抚养费，官员就有政绩，于是各地年年都会上演跟计划生育相关的闹剧和杯具，在西方非政府性的人权组织看来，这当然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别说是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就是我们自己来反思我们的法律、政策和各种各样的行为，难道我们就能得出没有侵犯人权的结论吗？

所以，社会抚养费走到今天，已经是弊病丛生，严重影响到中国大陆政府的国际形象。更为可恨的是，社会抚养费成了各地政府的生财之道，各级政府每年的巨额开支其中一大部分用于政府官员的奢靡生活，他们征收社会抚养费根本不是把这些钱投入到跟抚养孩子相关的社会建设方面，虽然我没有具体的数字证明这些，但是各级政府也拿不出具体的数据证明这些情况是不存在的。如果政府不能详实地公布近四十年的社会费的征收和使用情况，那我们只能说社会抚养费就是政府对公民的“合法”抢劫。当这种黑社会化的政府行为弥漫在中国大陆各地时，硬要说“外国媒体妖魔化中国政府”就显得有点儿“流氓加无赖”，用柏杨老先生的话说就是“死不认错”。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可这样一个观点，即政府是为老百姓的福祉而设立，所以，当征收社会抚养费没有增加老百姓的福祉，那政府就应该对此进行全面反思，采纳民意并果断停止征收；虽然，表面看来，似乎会有许多人因为害怕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而控制了自己的生育意愿，但是，政府有义务寻求别的方法来实现人口跟社会和自然的协调，这种方法应该首先有利于增进公民的福祉。

要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就必须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废止此法里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在生育方面，政府只能是通过倡导和鼓励的方法来造福公众，如果要提倡独生或者少生，那政府必须拿出充足的数据证明为什么“独生和少生”更有利于公众的福祉，而不能只笼统地说一句“因为人口太多所以必须强制实行计划生育”。

注：本文没有颠覆政府或者煽动颠覆政府的意思。谢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