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股东资格的取得？/zsg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2 10:56:30 浏览: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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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股东资格的取得？
zsg
解答：在公司类案件中，当事人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案件屡见不鲜。股东是公司的出资人，即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并对公司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者。股东资格，又称股东地位，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股东资格到底何时取得？在实践中是有争议的问题。以公司章程上记载股东名字取得？以出资人实际缴纳出资取得？还是以股东在工商部门登记取得？
股东资格可以凭借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一系列形式化证据予以证明。（1）公司章程的约束力主要及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经理，章程记载赋予股东之间相互抗辩、否定股东资格的权利。公司章程的记载，并非确定发起人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只是一个必要的形式化证据。（2）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证权功能。工商登记可以被视为证明股东资格并对抗第三人的表面证据。第三人可以凭借工商登记的材料来主张或否定股东的资格。（3）股东名册是证明记名股东的充分的表面证据，是记名股东据以对抗公司，行使股东权的依据。股东名册主要是解决公司和股东之间关系的法律文件。（4）出资证明书和股票等股份证书只是投资人取得出资额和股份的物权性凭证，是持有人对出资额股份拥有物权性权利的凭证，它只是证明投资人是出资额或股份的合法持有人，并非证明投资人与公司间存在某种成员关系。
在各种表面证据发生冲突时，原则上应当坚持股东名册优先的原则处理，但同时应当按照争议当事人的具体构成确定各类表面证据的选择适用规则。如股东外部第三人提出的争议，根据工商登记材料优先规则处理；如系公司与股东之间发生的争议，根据股东名册优先规则处理；如系发起人股东之间发生的争议，适用公司章程记载优先规则的原则处理。由此推导，在公司当中，一般凭股东名册可能确认股东资格，至于该名册的取得过程存在瑕疵，这是其他法律责任的问题，不是否定股东资格的问题。而无记名股东则以股票提示作为证明股东资格的依据。
zsg
解答：在公司类案件中，当事人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案件屡见不鲜。股东是公司的出资人，即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并对公司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者。股东资格，又称股东地位，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股东资格到底何时取得？在实践中是有争议的问题。以公司章程上记载股东名字取得？以出资人实际缴纳出资取得？还是以股东在工商部门登记取得？
股东资格可以凭借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一系列形式化证据予以证明。（1）公司章程的约束力主要及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经理，章程记载赋予股东之间相互抗辩、否定股东资格的权利。公司章程的记载，并非确定发起人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只是一个必要的形式化证据。（2）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证权功能。工商登记可以被视为证明股东资格并对抗第三人的表面证据。第三人可以凭借工商登记的材料来主张或否定股东的资格。（3）股东名册是证明记名股东的充分的表面证据，是记名股东据以对抗公司，行使股东权的依据。股东名册主要是解决公司和股东之间关系的法律文件。（4）出资证明书和股票等股份证书只是投资人取得出资额和股份的物权性凭证，是持有人对出资额股份拥有物权性权利的凭证，它只是证明投资人是出资额或股份的合法持有人，并非证明投资人与公司间存在某种成员关系。
在各种表面证据发生冲突时，原则上应当坚持股东名册优先的原则处理，但同时应当按照争议当事人的具体构成确定各类表面证据的选择适用规则。如股东外部第三人提出的争议，根据工商登记材料优先规则处理；如系公司与股东之间发生的争议，根据股东名册优先规则处理；如系发起人股东之间发生的争议，适用公司章程记载优先规则的原则处理。由此推导，在公司当中，一般凭股东名册可能确认股东资格，至于该名册的取得过程存在瑕疵，这是其他法律责任的问题，不是否定股东资格的问题。而无记名股东则以股票提示作为证明股东资格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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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务员应具备的法律意识
徐 卫 东
“依法治国”被确定为我国的治国方略以来，社会各界经过研讨，已就“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行政法治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形成共识。依法行政不仅要有健全的公务员制度，更要有公务员自身的高素质。因法律意识是公务员素质中最基本的素质，本文仅就基层公务员应具备的法律意识谈几点看法。基层公务员直接面对相对人（即行政管理中的被管理者），代表政府的形象，其法律意识水平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政府的信任。本文所指基层公务员，是行政处级及其以下的国家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及各类有法律授权具有外部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中的公务人员。法律意识是指基层公务员对于广义的法（尤其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态度，思想，观点和心理的总称。
一、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意识，是其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素，也是依法治国的最基本条件。
从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公务员制度的问题；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到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经过公务员过渡培训，我国的公务员队伍已初步形成，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中当然包括宪政、法治、民主之意，对公务员队伍建设的要求也就更高。
但从近几年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样一种现实：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意识远远没有达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有两个：一是客观原因。现在的基层公务员队伍的人员构成，有相当数量的人员是原基层党政干部经过渡培训而转过来的。虽然这些人的政治素质比较过硬，但由于我国的法治是在民主法制传统少，专制思想浓厚，且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一段时间不重视法制建设，这样的环境中开始起步的，因此这些人的工作经验中，就形成了政治的行政的方式占绝对优势，而少有依法办事习惯的状态。二是主观原因。现在的基层公务员在思想上没有或者说少有关于自己也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认识。关于公务员的法律地位，大多数公务员是在公务员过渡培训中了解到，自己的身份随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由“干部”明确为公务员了。但由于公务员的初任、岗前培训时间较短，基层公务员工作任务重，而思想认识的转变是长期的过程，因此不少基层公务员在主观认识上，对公务员应具备什么样的法律意识并不明确。
我们知道，依法治国必须有一支健康的执法队伍，即要有健全的公务员体制和具有高素质的公务人员。基层公务员身处执法第一线，是国家机关（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桥梁。只有基层公务员具备了与其法律地位、职权相应的法律意识和依法行政的能力，才能使依法治国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也才能使依法治国的核心──依法行政落到实处。可以说基层公务员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不仅决定着其自身对法律的立法目的，具体内容的理解是否全面、深刻；而且影响到整个公务员队伍适用法律的能力与水平。相应地也会影响到法律的尊严，以及政府的形象。因此，基层公务员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律意识，直接关系到我国依法行政的水平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二、基层公务员应具备的法律意识，是包括法律角色意识，法律服务意识和法律责任意识在内的法律意识系统，而不是几个法律观点的简单相加。
（一）基层公务员应树立公平待人的法律角色意识。
公务员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公民和公职人员双重身份。这就决定了基层公务员在社会生活中以不同身份出现时，应明确自身不同的法律角色。作为普通公民办私事时，基层公务员就应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公民一样，法律地位平等，没有任何特权，而不能以职务身份办私事。作为公务员行使职权时，基层公务员应意识到自己执掌的公权，是人民依法赋予的，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秉公执法，而不能仅以普通群众的标准要求自己，滥用自由裁量权。法律角色意识要求基层公务员应明确自己的双重身份是以严格界定的法律关系为条件的。即在生活中办个人的事情时，大多数是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基层公务员只能是公民角色；而在行政执法行使国家权力过程中，基层公务员是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的组成部分，只能是公职身份。
由于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进行彻底的反封建特权，而实行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在社会上存在着封建的官本位意识和封建等级特权思想。这些影响表现在基层公务员的思想意识中，就是不能正确对待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的公共权力与私权利不对等的法律关系，而将这种公共权力与私权利的不对等，等同于封建的官本位条件下的不平等。在官本位意识和特权思想作怪下，一些公务员或是真的不懂，或是忘记了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公民，在成为公务员后，不执行公务时依然是普通公民，而将自己看成是“高于”普通公民的权贵。因此“替民做主”，“我为官你为民”，“我管你，你服从”等等具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对普通公民不平等的法律角色意识充满一些公务员的头脑。与此同时，这些基层公务员对上级领导者（行政首长）则表现出“人身依附”，“对上级负责”，“仰仗领导”等等卑屈的态度，这也是一种法律角色意识不平等的表现。基层公务员应该认识到，国家公务员之间，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上级公务员也是中国公民，所有的公务员手中的权力都是符合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因此作为执法第一线的基层公务员，若无“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角色意识，则不可能客观公正地对待上级领导者执掌的公权与自己行使的公权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自己的公职身份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表现出对上级领导者的“谦卑”，和对被管理相对人的“亢奋”。
本文认为，由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意识，首先就要树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角色意识。只有这样，基层公务员才能明确公务员与普通公民之间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地位高下之别；也才能明确，所有社会成员在法律人格上的平等，是公平待人，对上不卑，对下不亢的基础是公正执法的前提条件。
（二）基层公务员应当树立公正执法的法律服务意识。
我们不否认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能够在行使国家权力时贯彻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基层公务员思想观念中实际存在的，将行政管理行政执法当作“管老百姓”、“把持权力”的错误观念。因而一些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没有公正执法的法律服务意识，却滥用职权、吃拿卡要，甚至越权，失职，贪赃枉法，侵害被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还不以为然。当然更谈不到“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为了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严格依法行政，本文认为，基层公务员必须通过学习转变在行政观念上的落后认识，进而弄清现代行政的职能，树立法律服务意识。
从法律赋予行政权的职能角度看，行政权力的行使，不仅仅是公务员为了管理被管理者及社会财物，而消极地遵守法定职权和权限。公务员在行使行政权时不仅要明确和承担与权力相一致的法律责任，而且必须积极依法参与社会服务。因为现代行政的职能不是单一的管理（或行政命令），而是包括行政决策，协调，服务（或行政指挥，执行组织，监督）等等多种功能层次，多要素在内的职能体系。从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进程看，许多发达国家的行政法制观念，已由“行政统治”演进为“行政服务”意识。国家行政在经历了“最好的政府最少管理”的实践和认识之后，转变为当代的“最好的政府最多的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提倡“服务行政”，“社会责任国家”。
我国的行政职能在依法治国的要求下，从理论上讲，应该体现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性质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一致性。然而要落实这一点，必须有基层公务员正确的认识为前提。即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服务意识，建立在正确认识了现代行政的职能是以服务为主要功能的体系这一基础上。若身处执法第一线的基层公务员不明确现代行政的职能，要求公正执法，不树立公正执法的法律服务意识，不仅公平待人的法律角色意识成了空洞的口号，江总书记的“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要求难以达到，而且我国依法治国的行政职能无法落实，以依法行政为核心的依法治国方略也难以贯彻实施。
（三）基层公务员必须树立公开制约权力的法律责任意识。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尤其近十多年的普法教育，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许多人已经懂得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及不履行义务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必然要求公务员的法律意识有相应的提高。但在一些公务员尤其基层公务员中，还不熟悉甚至不知道，行使权力同时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行政权力是权力（权利）与责任（义务）的统一体。
承担责任就意味这必然受到制约。但现实中，一些人（包括公务员）受“权大于法”，“等级特权”，“国家无责任”等专制思想影响很深。因此，常听到一些人因“买官卖官”、“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思想作祟，滥用公权，侵犯合法主体的权益等违法行为被揭露的案件，并由此引发的各类诉讼及赔偿责任。而这些人往往是在受到法律追究及制裁后才明白，行使公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社会监督。当然其中也有人属于知法犯法，想钻法律的空子。无论那种情况，都说明这些人在进入公务员队伍时就没有作好勇于接受公开制约的思想准备，当然也没有树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意识。
从世界法制史中我们了解到，宪法的产生是为了限制专制的王权，行政法的产生是为了限制专横的行政权。我国没有经历彻底的反封建过程，也没有形成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制传统。新中国建立后，宪法、行政法的制定，都是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角度，从民主政治制度的角度进行的。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是结束长期的战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和平建设所需要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我们没有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持续使用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方式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沿袭了“国家无责任”原则。因此党政干部及社会上许多人思想观念上就形成了为人民掌权不受限制，不用承担责任的认识，也才会出现某些干部自诩为党组织的化身，某些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却以公职身份出现的情况。尤其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加快，社会中各利益团体的地位不断变化，执掌国家权力的一些人钻法律的空子，使国家无责任，国家机关权力过大，公职人员行使权力不受制约等等弊端逐渐暴露。由此引发的一些社会矛盾不仅数量不断增加，而且问题越来越突出，矛盾越来越尖锐，甚至威胁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对我国制度建设和公职人员的思想观念转变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法制建设上迈了几大步：
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权力给予明确的限定，并指出“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同时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建议，检举，申诉和控告等监督权。
1989年颁布1990年10月1日生效的行政诉讼法，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以私诉公”即俗称“民告官”的诉讼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行使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
1993年公务员条例的实施；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的生效，都使政权法制建设有了明显的进步。
尤其1997年的刑法（及四个修正案），对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犯罪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使我国曾长期存在的当权者没有法律制约的局面有了彻底改变。然而在法律制度形成以后，必须有具备相应素质的人来实施。因此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必须要求公务员树立，行使公权力就必然受到公开制约和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意识。因为82宪法颁布后，我们虽然有了关于制约国家权力的最高层次的法律规范，但由于当时的掌权者头脑中没有公开制约权力的法律责任意识，社会中也没有形成公开制约权力的有效机制，因此宪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能发挥出应有的强制作用。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及刑法等的实施，我们在制度建设上已摒弃了“国家无责任”的做法，但许多公务员的思想观念并没有真正树立起与现代法治相符合的法律意识。只有公权力的行使者能够树立起相应的法律意识，自觉接受公开的社会监督和法律制约，公正执法才能落实，公平待人的实现才有保障，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才能转变为现实。
基层公务员只有树立了公平待人的法律角色意识，公正执法的法律服务意识和公开制约权力的法律责任意识，才能在依法治国方略指引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使依法治国这个系统工程，通过基层公务员依法行政的政府形象作用及全社会知法，懂法，依法办事的法律秩序条件中得以完成。
总之，基层公务员树立公平待人的法律角色意识、公正执法的法律服务意识和公开制约权力的法律责任意识，目的是为我国建立合法有序的社会秩序提供必要条件；为法治国家的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此文是作者在科级公务员专题讲座上的讲稿；《法制建设》曾在1999年以“公务员应具备的法律意识”为题，发表过其中第二个问题的主要内容。
（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委党校）
Email:bjxwd@eyou.com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专利保护条例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1号
（2001年7月30日经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专利保护，维护专利权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与专利保护有关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保护工作，科学技术、教育、工商行政、公安、广播电视、新闻出版、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专利保护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对科学技术含量高的专利项目给予扶持，对有重大贡献的专利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
第五条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被授予后，专利权人应当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发给奖金。一项发明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二千元，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五百元。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人在专利权的有效期限内，实施其发明创造专利后，每年应当从实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销售收入中提取不少于百分之零点五，或者从实施外观设计专利销售收入中提取不少于百分之零点零五，作为报酬支付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或者参照上述比例，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一次性报酬。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人许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的，应当从许可实施该项专利收取的使用费纳税后提取不少于百分之二十作为报酬支付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采用股份形式的企业，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奖励、报酬，可以采取折算为股份或者出资比例的方式。
专利权人同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对奖励、报酬依法另有书面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六条 鼓励单位或者个人将其具备申请专利条件的发明创造成果及时依法向国内外申请专利。
在专利申请公布或者公告前，与发明创造技术方案有关的人员对该发明创造负有保密责任。
第七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阻碍非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申请专利。
任何人不得将依法属于单位的职务发明创造以个人的名义申请专利，但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依法另有书面约定的除外。
第八条 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图书、互联网等传播媒体宣传、推销专利产品和专利技术的，必须提供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该专利权有效的证明文件。有关媒体传播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审验证明文件。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实施他人专利，不得假冒他人专利或者冒充专利，不得为他人侵犯专利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的行为印制专利标记，或者提供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使用、仓储、运输、隐匿等便利条件。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专利文献检索，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检索报告：
（一）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二）涉及专利的技术、设备的进出口贸易；
（三）以专利技术、设备作为投资申办合资、合作企业；
（四）涉及专利的国内技术贸易；
（五）其他依照国家规定应当进行专利文献检索的。
第十一条 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依法成立的资产评估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专利资产评估：
（一）转让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
（二）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变更或者终止前需要对其专利资产作价的；
（三）以国有专利资产与国外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公司、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合资、合作实施的，或者许可国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公司、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实施的；
（四）以专利资产作价出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
（五）从国外引进专利技术的；
（六）其他依照国家规定应当进行专利资产评估的。
非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和个人参照前款规定申请对其专利资产进行评估。
第十二条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合同约定行使代理权。专利代理机构不得利用代理之便侵害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将可以减缓的收费项目在醒目位置公布。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接受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纠纷，当事人可以请求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和处理，或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符合仲裁条件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
（一）专利侵权纠纷；
（二）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
（三）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四）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而未支付适当费用的纠纷；
（五）专利合同纠纷；
（六）职务发明的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七）其他专利纠纷。
第十四条 请求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和处理专利纠纷，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请求人与专利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
（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和具体的请求事项、事实和理由；
（三）无仲裁协议或者未向人民法院起诉；
（四）属于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管辖范围。
请求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和处理专利纠纷应当递交请求书。
第十五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收到调解和处理专利纠纷请求书后，应当在十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请求人。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受理专利纠纷立案后，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七日内将请求书副本送达被请求人，被请求人应当自收到请求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书面答辩。被请求人不答辩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第十六条 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过程中，被请求人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并被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并以此申请中止审理的，应当向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提交宣告专利权无效请求书的副本和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受理证明。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自收到中止审理申请书及有关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中止审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十七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纠纷，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延长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个月。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应当报省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处理专利纠纷时，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案件审理需要，可以委托有关单位或者专家进行技术检测和鉴定。
第十九条 下列行为属于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
（一）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
（二）未经许可，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三）未经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四）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第二十条 下列行为属于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行为：
（一）制造或者销售标有专利标记的非专利产品；
（二）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继续在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上标注专利标记；
（三）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
（四）在合同中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
（五）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第二十一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对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接受对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的举报或者发现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是否立案查处的决定。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为举报者保密；对举报属实的，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十二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三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二）查阅、复制、登记保存与专利侵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档案、图纸、合同、标记、账册和其他物品等原始凭证；
（三）勘验、检查与专利侵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物品和现场。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或者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案件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有明显转移、隐匿、销毁涉案财产等情况，导致案件难以查处或者难以执行时，可以封存或者暂扣与专利侵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货物、材料、专用工具、设备等物品。经审查，事实证明当事人没有专利侵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的，应当赔偿因封存或者暂扣使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遭受的损失。
第二十四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和有关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对应当保密的证据负有保密义务。
从事专利管理工作的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第二十五条 凡侵占专利申请权的，侵权人应当予以归还，并协助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造成被侵权人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侵夺发明人或者设计人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权的，由侵权人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由侵权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将职务发明创造作为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明知对方是侵犯专利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的行为，而为其印制专利标记，或者提供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使用、仓储、运输、隐匿等便利条件的，由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赔偿数额可以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经济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全部利润确定，也可以按照正常许可使用费的一至三倍确定。
第二十九条 假冒他人专利的，应当依法赔偿实际经济损失，由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假冒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因假冒专利给他人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的，可在下列范围内确定赔偿额：假冒发明专利权的损失赔偿额为五千元至三十万元，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假冒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损失赔偿额为五千元至十五万元。
第三十条 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由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冒充行为，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对专利侵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的违法行为，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将侵权人、假冒人、冒充人的姓名、地址、受害人的情况以及被侵权、假冒、冒充的专利号等在违法行为影响地的新闻媒体上予以公告，公开侵权事实，消除影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假冒人、冒充人承担。
第三十二条 对被认定侵犯专利权并经依法处理后，继续侵犯专利权的，由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并收缴侵权产品和直接用于专利侵权的工具、模具、设备。
第三十三条 从事专利管理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
2001年7月30日
徐 卫 东
“依法治国”被确定为我国的治国方略以来，社会各界经过研讨，已就“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行政法治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形成共识。依法行政不仅要有健全的公务员制度，更要有公务员自身的高素质。因法律意识是公务员素质中最基本的素质，本文仅就基层公务员应具备的法律意识谈几点看法。基层公务员直接面对相对人（即行政管理中的被管理者），代表政府的形象，其法律意识水平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政府的信任。本文所指基层公务员，是行政处级及其以下的国家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及各类有法律授权具有外部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中的公务人员。法律意识是指基层公务员对于广义的法（尤其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态度，思想，观点和心理的总称。
一、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意识，是其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素，也是依法治国的最基本条件。
从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公务员制度的问题；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到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经过公务员过渡培训，我国的公务员队伍已初步形成，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中当然包括宪政、法治、民主之意，对公务员队伍建设的要求也就更高。
但从近几年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样一种现实：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意识远远没有达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有两个：一是客观原因。现在的基层公务员队伍的人员构成，有相当数量的人员是原基层党政干部经过渡培训而转过来的。虽然这些人的政治素质比较过硬，但由于我国的法治是在民主法制传统少，专制思想浓厚，且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一段时间不重视法制建设，这样的环境中开始起步的，因此这些人的工作经验中，就形成了政治的行政的方式占绝对优势，而少有依法办事习惯的状态。二是主观原因。现在的基层公务员在思想上没有或者说少有关于自己也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认识。关于公务员的法律地位，大多数公务员是在公务员过渡培训中了解到，自己的身份随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由“干部”明确为公务员了。但由于公务员的初任、岗前培训时间较短，基层公务员工作任务重，而思想认识的转变是长期的过程，因此不少基层公务员在主观认识上，对公务员应具备什么样的法律意识并不明确。
我们知道，依法治国必须有一支健康的执法队伍，即要有健全的公务员体制和具有高素质的公务人员。基层公务员身处执法第一线，是国家机关（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桥梁。只有基层公务员具备了与其法律地位、职权相应的法律意识和依法行政的能力，才能使依法治国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也才能使依法治国的核心──依法行政落到实处。可以说基层公务员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不仅决定着其自身对法律的立法目的，具体内容的理解是否全面、深刻；而且影响到整个公务员队伍适用法律的能力与水平。相应地也会影响到法律的尊严，以及政府的形象。因此，基层公务员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律意识，直接关系到我国依法行政的水平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二、基层公务员应具备的法律意识，是包括法律角色意识，法律服务意识和法律责任意识在内的法律意识系统，而不是几个法律观点的简单相加。
（一）基层公务员应树立公平待人的法律角色意识。
公务员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公民和公职人员双重身份。这就决定了基层公务员在社会生活中以不同身份出现时，应明确自身不同的法律角色。作为普通公民办私事时，基层公务员就应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公民一样，法律地位平等，没有任何特权，而不能以职务身份办私事。作为公务员行使职权时，基层公务员应意识到自己执掌的公权，是人民依法赋予的，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秉公执法，而不能仅以普通群众的标准要求自己，滥用自由裁量权。法律角色意识要求基层公务员应明确自己的双重身份是以严格界定的法律关系为条件的。即在生活中办个人的事情时，大多数是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基层公务员只能是公民角色；而在行政执法行使国家权力过程中，基层公务员是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的组成部分，只能是公职身份。
由于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进行彻底的反封建特权，而实行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在社会上存在着封建的官本位意识和封建等级特权思想。这些影响表现在基层公务员的思想意识中，就是不能正确对待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的公共权力与私权利不对等的法律关系，而将这种公共权力与私权利的不对等，等同于封建的官本位条件下的不平等。在官本位意识和特权思想作怪下，一些公务员或是真的不懂，或是忘记了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公民，在成为公务员后，不执行公务时依然是普通公民，而将自己看成是“高于”普通公民的权贵。因此“替民做主”，“我为官你为民”，“我管你，你服从”等等具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对普通公民不平等的法律角色意识充满一些公务员的头脑。与此同时，这些基层公务员对上级领导者（行政首长）则表现出“人身依附”，“对上级负责”，“仰仗领导”等等卑屈的态度，这也是一种法律角色意识不平等的表现。基层公务员应该认识到，国家公务员之间，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上级公务员也是中国公民，所有的公务员手中的权力都是符合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因此作为执法第一线的基层公务员，若无“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角色意识，则不可能客观公正地对待上级领导者执掌的公权与自己行使的公权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自己的公职身份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表现出对上级领导者的“谦卑”，和对被管理相对人的“亢奋”。
本文认为，由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意识，首先就要树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角色意识。只有这样，基层公务员才能明确公务员与普通公民之间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地位高下之别；也才能明确，所有社会成员在法律人格上的平等，是公平待人，对上不卑，对下不亢的基础是公正执法的前提条件。
（二）基层公务员应当树立公正执法的法律服务意识。
我们不否认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能够在行使国家权力时贯彻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基层公务员思想观念中实际存在的，将行政管理行政执法当作“管老百姓”、“把持权力”的错误观念。因而一些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没有公正执法的法律服务意识，却滥用职权、吃拿卡要，甚至越权，失职，贪赃枉法，侵害被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还不以为然。当然更谈不到“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为了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严格依法行政，本文认为，基层公务员必须通过学习转变在行政观念上的落后认识，进而弄清现代行政的职能，树立法律服务意识。
从法律赋予行政权的职能角度看，行政权力的行使，不仅仅是公务员为了管理被管理者及社会财物，而消极地遵守法定职权和权限。公务员在行使行政权时不仅要明确和承担与权力相一致的法律责任，而且必须积极依法参与社会服务。因为现代行政的职能不是单一的管理（或行政命令），而是包括行政决策，协调，服务（或行政指挥，执行组织，监督）等等多种功能层次，多要素在内的职能体系。从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进程看，许多发达国家的行政法制观念，已由“行政统治”演进为“行政服务”意识。国家行政在经历了“最好的政府最少管理”的实践和认识之后，转变为当代的“最好的政府最多的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提倡“服务行政”，“社会责任国家”。
我国的行政职能在依法治国的要求下，从理论上讲，应该体现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性质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一致性。然而要落实这一点，必须有基层公务员正确的认识为前提。即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服务意识，建立在正确认识了现代行政的职能是以服务为主要功能的体系这一基础上。若身处执法第一线的基层公务员不明确现代行政的职能，要求公正执法，不树立公正执法的法律服务意识，不仅公平待人的法律角色意识成了空洞的口号，江总书记的“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要求难以达到，而且我国依法治国的行政职能无法落实，以依法行政为核心的依法治国方略也难以贯彻实施。
（三）基层公务员必须树立公开制约权力的法律责任意识。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尤其近十多年的普法教育，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许多人已经懂得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及不履行义务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必然要求公务员的法律意识有相应的提高。但在一些公务员尤其基层公务员中，还不熟悉甚至不知道，行使权力同时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行政权力是权力（权利）与责任（义务）的统一体。
承担责任就意味这必然受到制约。但现实中，一些人（包括公务员）受“权大于法”，“等级特权”，“国家无责任”等专制思想影响很深。因此，常听到一些人因“买官卖官”、“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思想作祟，滥用公权，侵犯合法主体的权益等违法行为被揭露的案件，并由此引发的各类诉讼及赔偿责任。而这些人往往是在受到法律追究及制裁后才明白，行使公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社会监督。当然其中也有人属于知法犯法，想钻法律的空子。无论那种情况，都说明这些人在进入公务员队伍时就没有作好勇于接受公开制约的思想准备，当然也没有树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意识。
从世界法制史中我们了解到，宪法的产生是为了限制专制的王权，行政法的产生是为了限制专横的行政权。我国没有经历彻底的反封建过程，也没有形成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制传统。新中国建立后，宪法、行政法的制定，都是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角度，从民主政治制度的角度进行的。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是结束长期的战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和平建设所需要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我们没有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持续使用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方式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沿袭了“国家无责任”原则。因此党政干部及社会上许多人思想观念上就形成了为人民掌权不受限制，不用承担责任的认识，也才会出现某些干部自诩为党组织的化身，某些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却以公职身份出现的情况。尤其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加快，社会中各利益团体的地位不断变化，执掌国家权力的一些人钻法律的空子，使国家无责任，国家机关权力过大，公职人员行使权力不受制约等等弊端逐渐暴露。由此引发的一些社会矛盾不仅数量不断增加，而且问题越来越突出，矛盾越来越尖锐，甚至威胁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对我国制度建设和公职人员的思想观念转变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法制建设上迈了几大步：
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权力给予明确的限定，并指出“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同时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建议，检举，申诉和控告等监督权。
1989年颁布1990年10月1日生效的行政诉讼法，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以私诉公”即俗称“民告官”的诉讼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行使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
1993年公务员条例的实施；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的生效，都使政权法制建设有了明显的进步。
尤其1997年的刑法（及四个修正案），对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犯罪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使我国曾长期存在的当权者没有法律制约的局面有了彻底改变。然而在法律制度形成以后，必须有具备相应素质的人来实施。因此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必须要求公务员树立，行使公权力就必然受到公开制约和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意识。因为82宪法颁布后，我们虽然有了关于制约国家权力的最高层次的法律规范，但由于当时的掌权者头脑中没有公开制约权力的法律责任意识，社会中也没有形成公开制约权力的有效机制，因此宪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能发挥出应有的强制作用。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及刑法等的实施，我们在制度建设上已摒弃了“国家无责任”的做法，但许多公务员的思想观念并没有真正树立起与现代法治相符合的法律意识。只有公权力的行使者能够树立起相应的法律意识，自觉接受公开的社会监督和法律制约，公正执法才能落实，公平待人的实现才有保障，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才能转变为现实。
基层公务员只有树立了公平待人的法律角色意识，公正执法的法律服务意识和公开制约权力的法律责任意识，才能在依法治国方略指引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使依法治国这个系统工程，通过基层公务员依法行政的政府形象作用及全社会知法，懂法，依法办事的法律秩序条件中得以完成。
总之，基层公务员树立公平待人的法律角色意识、公正执法的法律服务意识和公开制约权力的法律责任意识，目的是为我国建立合法有序的社会秩序提供必要条件；为法治国家的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此文是作者在科级公务员专题讲座上的讲稿；《法制建设》曾在1999年以“公务员应具备的法律意识”为题，发表过其中第二个问题的主要内容。
（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委党校）
Email:bjxwd@eyou.com
湖南省专利保护条例
湖南省专利保护条例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1号
（2001年7月30日经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专利保护，维护专利权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与专利保护有关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保护工作，科学技术、教育、工商行政、公安、广播电视、新闻出版、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专利保护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对科学技术含量高的专利项目给予扶持，对有重大贡献的专利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
第五条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被授予后，专利权人应当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发给奖金。一项发明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二千元，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奖金最低不少于五百元。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人在专利权的有效期限内，实施其发明创造专利后，每年应当从实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销售收入中提取不少于百分之零点五，或者从实施外观设计专利销售收入中提取不少于百分之零点零五，作为报酬支付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或者参照上述比例，发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一次性报酬。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人许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的，应当从许可实施该项专利收取的使用费纳税后提取不少于百分之二十作为报酬支付给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采用股份形式的企业，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奖励、报酬，可以采取折算为股份或者出资比例的方式。
专利权人同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对奖励、报酬依法另有书面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六条 鼓励单位或者个人将其具备申请专利条件的发明创造成果及时依法向国内外申请专利。
在专利申请公布或者公告前，与发明创造技术方案有关的人员对该发明创造负有保密责任。
第七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阻碍非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申请专利。
任何人不得将依法属于单位的职务发明创造以个人的名义申请专利，但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依法另有书面约定的除外。
第八条 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图书、互联网等传播媒体宣传、推销专利产品和专利技术的，必须提供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该专利权有效的证明文件。有关媒体传播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审验证明文件。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实施他人专利，不得假冒他人专利或者冒充专利，不得为他人侵犯专利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的行为印制专利标记，或者提供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使用、仓储、运输、隐匿等便利条件。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专利文献检索，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检索报告：
（一）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二）涉及专利的技术、设备的进出口贸易；
（三）以专利技术、设备作为投资申办合资、合作企业；
（四）涉及专利的国内技术贸易；
（五）其他依照国家规定应当进行专利文献检索的。
第十一条 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依法成立的资产评估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专利资产评估：
（一）转让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
（二）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变更或者终止前需要对其专利资产作价的；
（三）以国有专利资产与国外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公司、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合资、合作实施的，或者许可国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公司、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实施的；
（四）以专利资产作价出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
（五）从国外引进专利技术的；
（六）其他依照国家规定应当进行专利资产评估的。
非国有资产占有单位和个人参照前款规定申请对其专利资产进行评估。
第十二条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合同约定行使代理权。专利代理机构不得利用代理之便侵害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将可以减缓的收费项目在醒目位置公布。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接受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纠纷，当事人可以请求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和处理，或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符合仲裁条件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
（一）专利侵权纠纷；
（二）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
（三）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四）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而未支付适当费用的纠纷；
（五）专利合同纠纷；
（六）职务发明的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七）其他专利纠纷。
第十四条 请求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和处理专利纠纷，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请求人与专利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
（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和具体的请求事项、事实和理由；
（三）无仲裁协议或者未向人民法院起诉；
（四）属于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管辖范围。
请求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和处理专利纠纷应当递交请求书。
第十五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收到调解和处理专利纠纷请求书后，应当在十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请求人。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受理专利纠纷立案后，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七日内将请求书副本送达被请求人，被请求人应当自收到请求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书面答辩。被请求人不答辩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第十六条 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过程中，被请求人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并被专利复审委员会受理并以此申请中止审理的，应当向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提交宣告专利权无效请求书的副本和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受理证明。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自收到中止审理申请书及有关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中止审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十七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纠纷，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延长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个月。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应当报省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处理专利纠纷时，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案件审理需要，可以委托有关单位或者专家进行技术检测和鉴定。
第十九条 下列行为属于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
（一）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
（二）未经许可，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三）未经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四）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第二十条 下列行为属于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行为：
（一）制造或者销售标有专利标记的非专利产品；
（二）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继续在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上标注专利标记；
（三）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
（四）在合同中将非专利技术称为专利技术；
（五）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第二十一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对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接受对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的举报或者发现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是否立案查处的决定。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为举报者保密；对举报属实的，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十二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三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二）查阅、复制、登记保存与专利侵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档案、图纸、合同、标记、账册和其他物品等原始凭证；
（三）勘验、检查与专利侵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物品和现场。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或者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案件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有明显转移、隐匿、销毁涉案财产等情况，导致案件难以查处或者难以执行时，可以封存或者暂扣与专利侵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有关的货物、材料、专用工具、设备等物品。经审查，事实证明当事人没有专利侵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的，应当赔偿因封存或者暂扣使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遭受的损失。
第二十四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和有关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对应当保密的证据负有保密义务。
从事专利管理工作的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第二十五条 凡侵占专利申请权的，侵权人应当予以归还，并协助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造成被侵权人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侵夺发明人或者设计人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权的，由侵权人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由侵权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将职务发明创造作为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明知对方是侵犯专利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的行为，而为其印制专利标记，或者提供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使用、仓储、运输、隐匿等便利条件的，由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赔偿数额可以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经济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全部利润确定，也可以按照正常许可使用费的一至三倍确定。
第二十九条 假冒他人专利的，应当依法赔偿实际经济损失，由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假冒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因假冒专利给他人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的，可在下列范围内确定赔偿额：假冒发明专利权的损失赔偿额为五千元至三十万元，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假冒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损失赔偿额为五千元至十五万元。
第三十条 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由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冒充行为，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对专利侵权、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的违法行为，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将侵权人、假冒人、冒充人的姓名、地址、受害人的情况以及被侵权、假冒、冒充的专利号等在违法行为影响地的新闻媒体上予以公告，公开侵权事实，消除影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假冒人、冒充人承担。
第三十二条 对被认定侵犯专利权并经依法处理后，继续侵犯专利权的，由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并收缴侵权产品和直接用于专利侵权的工具、模具、设备。
第三十三条 从事专利管理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
2001年7月30日
